戏之言

楼下平房,像一捆又一捆扎得磁实的旧报纸,房顶上,紫的扁豆花,黄的南瓜。南瓜黄得不一般,柠檬黄叫“柠檬黄”,南瓜黄我想也尽可以称“南瓜黄”吧。扁豆的紫自然也就是“扁豆紫”了。就像人分好人、坏人、大人、小人、活人、死人、局外人、美人一样,个个不是人——由于每一个人的个性,使人这个概念很难成为具体的人……这当然是乌托状态。而色度比人性在我看来可能更丰富,也更个性化。所谓丰富,就是个性化。一个人有一个人样,一种紫有一种紫相,扁豆紫稀稀落落的时候,正是南瓜黄黄得得天独厚之际。邻居家的秋深了。

夏天,我能看到几个胖老头,打着赤膊,执着葵扇,站在平房前。我在楼上,视线只能看到这几个胖老头的上半身,他们有时候也膘子(不服气),但不会三清子(不随和),偶尔骂一句盖子(王八),但不会捅楼子(惹麻烦)——这算哪一门子?齐如山的《北京土话》露一鼻子。

我在楼上看老头,常会想起《北京土话》,这也就想起齐如山。齐如山对京剧八字概括,“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老艺人的经验都概括进去了。比如“千斤念白四两唱”,于唱之外对“声”重视,就是戏台上的“声”都要“歌”化。“无动不舞”也是这样。“歌”“舞”是京剧基本表情,也是演员基本技术,同时又给观众提供欣赏门径。残荷漠漠,这八字像一只独出心裁的玲珑剔透的莲蓬,在苦心经营之处。但齐如山有一次对梅兰芳《汾河湾》的建议,我却不以为然。

谭鑫培的薛仁贵在窑外唱一大段时,梅兰芳的柳迎春坐在窑内,脸朝里休息。薛仁贵唱半天,柳迎春一概不理会,俟薛仁贵唱完柳迎春才回过脸来答话。齐如山认为这样美中不足,甚不合道理,他要让无动于衷的梅兰芳动起来:

“家住绛州龙门郡”,听此句时,不必有什么大表现,因为他就是假冒,他也一定知道薛仁贵是绛州人……

“薛仁贵好命苦无亲无邻”,听此句时,不过稍露难过的情形,点点头便足,因为他说的总算对……

“幼年间父早亡母又丧命,撇下了仁贵受苦情”,听此两句,只摇摇头,表现替他难过之意便足,因此事自己并未目睹,不会太难过也。

“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定”,听到此句时,要表现大注意的神气,因为他要说到的话,与自己将有关系了。

“柳家庄上招了亲”,听到此句当然要大点点头,表现以为他说的对,但最好要有惊讶之色……

……

“夫妻们双双无投奔,破瓦寒窑暂存身”,至此才大哭……

齐如山这一建议,不像京剧,倒像导演话剧。现在话剧也不这样演了,前几天看人艺《雷雨》,有一场戏中鲁妈向隅而立的样子,很有京剧味,或者说戏味。齐如山当然有齐如山道理,他说“从前的老角则不如此”,演这一段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恰恰是京剧没有成熟时的表现。“花雅之争”,就是“花部”自己也在争,经过撕咬、变革、流传、散佚,“花部”中的几枝花杂交出新品种——京剧。京剧不是地方剧目,京剧是地方剧目的混血儿。正因为混血,代数越前,某个地方剧目的遗传基因就越明显,“从前的老角则不如此”,只能说某个地方剧目的遗传基因还没有在从前老角身上完全变异。齐如山对梅兰芳《汾河湾》建议,加强的是“剧”,减弱的是“戏”。而地方剧目常常是“剧”的成份大于“戏”的成份。许逸之说:“戏剧之中,只可无剧不能无戏。所以戏与剧两个元素中,戏是比较基本的元素。戏剧不可以无戏,只可以无剧,正像元宵之不可以无皮只可以无馅。”许先生《怀梨偶寄》全书,我没见到,上面摘抄的,抄自《艺坛(第一卷)》。他把“戏”与“剧”分开来讲,很有意思,支持了我的想法:从“剧”到“戏”是生活逐渐被艺术化的一个过程,“剧”是想描写生活的真实(的愿望),“戏”是想表现舞台的艺术(的理想)。“戏”在“剧”的基础上发展,其源流关系应该是“剧戏”,现在说“戏剧”,源流关系颠倒了。或者说原义已不重要,因为也在变化,发展。钱穆有过这样的讲演:

在《三娘教子》一戏中,那跪在一旁听训之倚哥,竟是呆若木鸡,毫无动作。此在真实人生中,几乎是无此景象,又是不近人情。然正为要台下听众一意听那三娘之唱,那跪在一旁之倚哥,正须能虽有若无,使其不致分散台下人之领略与欣赏之情趣。这只能在艺术中有,不能在真实人生中有。这便如电影中之特写镜头般。

《汾河湾》中薛仁贵唱半天,柳迎春一概不理会,也是这个道理。起码这点上,齐如山对京剧的理解,没有钱穆精深。

梅兰芳是位谦逊好学的大师,他接受齐如山建议,果真在谭鑫培唱时动了起来,虽然受到观众欢迎,但这差不多是“洒狗血”,把谭鑫培气得——这算哪一门子?

谭鑫培《汾河湾》我无缘听到,近来找到他“七张半”(唱片复制件),真令我喜出望外。听了“七张半”,才知道余叔岩为什么不称自己是“余派”,而是“谭派”。不是说他们没区别,相反,这种区别还很大,是一种意趣上的区别,可谓似是而非,貌似是,神而非矣……北方的原野上,麦子青青,一片麦叶一柄青锋,明月底下霜刃未拭,因为君在路上……谭鑫培把麦子磨成面粉,余叔岩将它做成点心——午后寻章摘句,笺注在青花海水龙纹盘里的精美点心,就是余叔岩的唱。

还有唱词的微妙改动。《打渔杀家》里,谭鑫培这样唱: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 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而余叔岩: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 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改动两字,虽只两个字,就可看出意趣的不同。“稼场”比“架上”雅气得多,余叔岩在使京剧文人化。或者说谭鑫培是“剧”——生活气息更浓一点;余叔岩是“戏”——艺术况味更多一些。

“戏之言”,我边写边听言菊朋的一盒磁带,其中就有《汾河湾》。原本是想写写言菊朋的,但听着《汾河湾》,想起齐如山与梅兰芳的事,岔了,结果又写岔了,看我能不能从岔路回来。这篇随笔开头——其实非言菊朋莫属。

楼下平房,像一捆又一捆扎得磁实的旧报纸,房顶上,紫的扁豆花,黄的南瓜。扁豆紫稀稀落落的时候,正是南瓜黄黄得得天独厚之际。邻居家的秋深了。我回忆着扁豆花,想把它画出来。扁豆紫——这种紫色个子小小的,但一点也不委琐,相反还很自负,还很高贵,不由人想起言三爷言菊朋了。尤其此刻又听着他的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