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第2/3页）

我阳奉阴违，坚持和敏君约会，她也坚持。她妈也反对我和她交往，我长得不帅，没钱也没前途。我们坚持了好长时间，还约了一长两短的口哨作为暗号，听到这个口哨，她就会从楼上跑下来，一前一后到楼下灌木林里约会。有一次，我俩刚刚迂回到灌木林附近，就见联防队员挡获一对正在里面乱搞的男女。她很是担心。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爱情重要，还是金钱重要。当时全中国还没几套商品房，深沪两市都没开，所以这句话是很震撼的。我不知如何回答，自以为浪漫地说了一句：你最重要。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我俩结束的信号。

到了冬天，有天晚上她妈突然惊醒，看到有个男人猫着身体从窗台下经过，一会儿又有几个男人猫着身体经过，不一会儿，都走了......后来才知道，前头一个男人是偷偷逃出来的她爸，后面的几个男人是追捕队的。她爸在楼下灌木林里被抓，就是我俩常约会的地方。

我和敏君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断了。什么理由断的，已记不得，只记得当时她怒气冲冲从我家离去，我还想了一会儿到底要不要跑到阳台上大声挽留她，终于没有挽留。很快，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我也找了一个女朋友。再后来，听说她爸落实政策从监狱里出来了，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给全家每人买了一套最贵的衣服。他爸是一个帅气的中年人，聪明、有派头，很快成为成都有名的大亨。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记忆好点的人，会想起有人花十二万现金拍下一个车牌号，那是一件极轰动的事，当时十二万可以买一套房。这个买家，正是她爸。

我飞快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像坐着充足了气的皮筏子冲过布满石头的宝瓶口峡谷。激流打在身上，时而疼痛，时而兴奋。可是一切尚不知觉就冲过峡口，洄流变明镜，才觉得并没那么激越，不过午后醒来，玻璃窗反照的一抹纹光，清晰可鉴却未可琢磨。

十几年后我在成都商报上班。有天来了一群穿着整齐的税务局人员来报社例行检查，为首一个被称作“科长”的大檐帽，居然是她。我俩试图约会一下，就是开头提到的餐吧，我说出桔子味儿冰棍的比喻，她呵呵笑的时候，仪态万方，宝石耳坠熠熠发光......我试图回忆当初为什么分手。她反问我又是为什么。我说，可能因为我没钱吧，你呢。她忽然就说起老公在证券公司做事，很有钱也很爱她。我俩心照不宣，畅谈了一些国际时事、西城秀树，就地解散了……

有天，一个叫严小文的高中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看一下。我去了。去时她正在拘留室里，因为聚赌打麻将，她已是第二次被我这个当警察的同学抓了。这同学问我帮不帮她，我说当然要帮。我带她出来到了门口的空地，阳光下她对我嫣然一笑，仪态万方，说哪天要请老同学吃个饭，打车径直走了。这时我才听说，因为得罪政府，她家已破产，正在投资万豪酒店的她爸欠了很多的钱，已跑到雅安的一个小县里改做榨菜了。

后来她又进去过一回，我又捞过她一回。警察同学警惕地盯着我，说这女人沾不得。我大声地说，老子当然晓得她沾不得，所以当年才果断把她甩了的。那同学狐疑地嘀咕，当年是你甩的她么？我坚定地点点头。有段时间她特别爱给我打电话，聊一些足球的事情。她还说，当初离开我不是因为我没钱，而是我不能把她爸从监狱里捞出来，让她很没安全感。现在不同了，我几次能把她从拘留室里捞出来。这种说法，让我很怅然，觉得她真该去找那个当警察的严小文。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非典期间。那天太阳白晃晃的，空气中全是消毒水的味道，我们在紫荆路口一处露天咖啡吧见面，她捂着脸，就像那天在猛追湾害羞的样子，说有件事想对我说。我怦然心动......好久，她才说要向我借一万块钱，还一个劲儿地问我，借不借，借不借嘛。我有些恍惚，似乎鼻血又流下来了。

后来再也没见过面，偶尔她会给我电话借钱，从一万到五千最后到四百块。有天她急急地在电话里说，就借一百、一百......我才知道她迷上赌球，正被庄家追杀。后来再也联系不上她了。后来又听说她从单位辞职了。再后来，竟听说她去了美国。

也有人说她其实在附近一个叫遂宁的小城，做着小生意。但不确定。

我一直没有和她做过任何事，不确定自己是否真喜欢过她，她是否真喜欢过我。但我始终觉得，我人生的一切始于十八岁那年的猛追湾门口，一个鼻血男，手臂上举，仰面朝天……一切被这个镜头注定，包括因天天带她出去玩而补考两门，后来因此虽本科毕业却没拿到学士证，包括现在写文章为生，以及所有小说主人公都是没钱而疯狂泡妞的青年，以及爱流鼻血。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们疯狂的要找女朋友，觉得这事实在重要。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大人们讳莫如深，老师们深恶痛绝，社会又很诡异，搞得我们个个都像神经病。

才想起，我十八岁的记忆其实很多发生在十八岁之后。十八岁有条长长的尾巴，长长地把我们带到极老迈的时候，那时我们形容槁木、行动不便，门牙都没了，上厕所也颤颤巍巍，看到厕所墙上一些很拉风的照片就会莫名激动想起十八岁某件小事……蓦然发现，尿到了鞋面。

最后一个故事。严小文有一个在北大读书的亲姐姐，长得白白净净，爱梳一个齐刘海，穿白衣黑裙，很像五四时候的青年。她冰雪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大二就修完大四的课程，来年要去美国留学。我们很崇拜她，崇拜到凡遇到争论就要以“看姐怎么说”来定夺，泡妞的事情也向她请教。姐总是慢条斯理地帮我们分析，思路清晰、不容置疑......那年暑假，她按例回家，还带回来一个女同学，样子记不清了，斯斯文文的。总之俩人关系很要好，说说笑笑地好像要一起去旅行。

那天中午特别热，热得蝉都不想叫了。姐的房里发出两声闷响，人们冲进去一看，蚊帐上溅开好大一摊鲜血，像盛开的莲花。她和女同学裸体相拥倒在床上，面色安详，像是两个初生的婴儿，只是刚出生，便没了呼吸。

旁边是她父亲的六四式警用手枪。

那个情景挥之不去。可是我从未想过要揭开谜底，无需揭开，姐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最美好的形象。

这样的青春实在让人忧伤，当初以为对的事情，现在看来是错的；当时以为很荒谬，现在看其实很正确。就是这样，这几十年来的青春教肓，我们是被骗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青春如吐着舌头的柴狗飞快地跑过，所以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是没什么区别的，我们有的是青春期，但没有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