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原野

巴黎的街道给我的印象总是出人意料地麻烦，即使我只是在其中短暂而行。与之相反，圣维克多山的山岳自那以后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幻想当中。不过，当我进行颜色和形式的类比时，这座山却几乎每天都会重现。不起眼的山路可以通往自由的顶峰与惊险的高地；而我也不需要专门地研究就会相信，我能够了解我周围的区域。

那座山对我的影响当然远远不止于一堂肤浅的自然课。

在巴黎有一座小山丘，但与蒙马特高地50不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它位于城市的西郊，那里已经属于郊区的苏黑尼地区了，它的名字叫瓦莱利安山。沿着塞纳河的西侧有一串连绵的小山丘，这座山在其中并不引人注目，山上修建了一座用作防御工事的要塞。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军曾将此要塞当大规模处决人犯的地点。

以前我从未登过此山，但是在圣维克多山之后，我却迫切地要登上它。于是，在某个美妙的夏季周日，我在上面看到了一处石头公墓。在蓝天的掩映下，我把它想象成了明亮的史前大墓地；采摘着又硬又甜的覆盆子；眺望着山丘支脉上的小房子，彼处的犬吠声不时响起，还有零星的炊烟冉冉升起，这时我体验到的只有这个与恐惧和阴森绝缘的当下。然后我继续向东慢慢走下山去，穿过河上的桥，回到了巴黎市区，然后在布洛涅森林公园里面，我马上又登上了第二座并不明显的山丘，它叫菲西莱山。这座山丘同样曾与战争有关，有些树干上面还可以辨认出子弹的痕迹（与其他地方一样，那些树下是周末郊游的人们露营的地方）。虽然经常有人拿塞尚的作品与音乐作对比，但是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我身上却仅有一次，而这也发生在那个下午：就在我为了达到将“这个当下”长久保藏的目的，而试图像对待“一把马林巴木琴”51一样让它振动起来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我站在市郊的一处公路桥上，望着下面的郊区高速公路犹如流动的金色。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些什么：像歌德那样的人一定会很羡慕我，因为我生活在20世纪末。

环绕着圣维克多山的圆圈越扩越大，并非故意；情况就是如此。

我的继父来自德国。他的父母在一战前从西里西亚52迁到了柏林。我的生父也是德国人；他来自哈尔茨山53（我从未去过那里）。而我母亲这边的所有祖先都是斯洛文尼亚人。我的外祖父曾在1920年投票赞成将南奥地利地区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所以曾有德语族群的人威胁要打死他。（我的外祖母居中调停。调停的地点：“田埂”，斯洛文尼亚语叫“ozara”。）后来他对所有的公共事件几乎都保持沉默——我的母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业余剧社。她后来总是对自己能说这种语言感到自豪。而且她的斯洛文尼亚语也在战后在俄国人占领的柏林帮了我们不少忙。当然，她从来不感觉自己是斯洛文尼亚人。有人说，这个民族完全缺乏民族的自我意识，因为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同，斯洛文尼亚人从来不需要在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甚至连合唱的时候也经常是令人遗憾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据说我最初的语言也是斯洛文尼亚语。当地的理发师后来跟我讲了很多遍，说我第一次去理发的时候一个德语单词都听不懂，和理发师对话用的是纯粹的斯洛文尼亚语。我已经记不得了，这门语言也被我差不多彻底遗忘了。（可能我总是幻想自己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在奥地利乡下念书的时候，我偶尔会很思念德国。在我看来，那里充满了大城市的气氛——例如战后的柏林。当我得知第三帝国的事情的时候，我认识到，再没有比它更邪恶的东西了，而且只要我力所能及，我都会按照这个认识行事。但同时我又总会觉得，我孩提时代所经历的那个德国是与之无关的。

后来，我在联邦德国的不同地方生活了大约十年，那是一个看起来比我出生的国家更辽阔更明亮的国度。在奥地利——这是一种经验——几乎没有人会说我的语言，而在德国，我有时甚至可以满怀激情地插别人的话（每当我想要透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直至今日，我依然有在那里生活的设想；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那里一样有那么多每天都需要写些东西出来的“不懈努力者”；世界上也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那里一样有那么多分散的、隐秘的读者。

但是，直到来了巴黎之后，我才体验到了群体的精神，我消失在了喧嚣之中。而从法国再去观察德国，我却发现了一个越来越丑恶的僵化的联邦德国。即使那些将“温情”、“团结”和“鼓励”挂在嘴边的人，做起事来也像是暴徒，而每个个体都变得多愁善感。（“固执、感伤与旅行”，是一个德国朋友的座右铭。）那些路人，无论多大年龄，看上去都是暮气沉沉；眼睛里没有色彩。就连小孩子也似乎不是逐步成长的，而是突然间就长高了。荒凉的街道上，五颜六色的大楼似乎分解成了各自行驶的彩色汽车，而车里的人们也似乎被座位上的头靠所替代。那里典型的声响就是停车计时器那丁零当啷的声音以及香烟自动售卖机的喀喀声；与之相符的词汇则是“对排水口的忧虑”和“电视带来的烦恼”。商店的标牌上写的不是“面包”和“牛奶”，而是鱼鲁亥豕与僭越乱悖。几乎所有的东西，在报纸与书籍中也是如此，都有一个伪造的名字。星期天那些商店的旗帜在空洞中飘舞。而方言，那曾经是“灵魂的口音”，如今也只能算是毫无灵魂可言的笨拙，就像是在说外语，它在内心深处已经与人们背道而驰（在奥地利也是如此）。可能还存在与“其他方向”相连接的信箱——但是，却再也没有一种对于地理方位的感觉：就连大自然也好像变得失效了；树梢和上面的云都只会完成猛然抖动的动作——就在那些公共汽车般的高楼上的霓虹灯以你为目标的时候，就在住宅门后有拴狗的链子发出铿锵之声的时候，就在打开的窗子旁有人向远处的车祸一味张望的时候，就在大楼的对讲装置里有一个声音朝着孤寂的街道方向喊“是谁呀”的时候，就在报头上写着有人工草坪可以提供的时候，以及就在好像悲伤的美一样的东西偶尔在公共厕所周围飘浮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懂得了暴力。德国这片世界总是以“合理的形式”进行运作，就连死和永恒都会被它贴上方便识别的标签。它同时又是一个彻底无言无语且无声无调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并无公理可言。也许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但是这里却给了我赤裸裸的伤害，我真的想要随便找个人把他干掉。我对这个国家心怀仇恨，这仇恨非常强烈，就像当年我对继父的感情一样。在我的想象当中，这个男人经常遭受刀斧的菹戮。而在政治家那里（正如在所有的政治家一般的“艺术家”那里）我也只是看到了一些拙劣的演员——没有任何能够从不偏不倚的角度出发的态度和意见——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缺乏赎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