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有点儿异类”

致哈米什·汉密尔顿

加利福尼亚州拉由拉市滨海路6005号

1950年11月10日

亲爱的杰米：

为什么人们会想看传记材料？有什么要紧？为什么作家需要谈论他自己这个人？一切都叫人生厌。我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鬼知道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得我希望从没跟别人提起过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的父母双亲都是贵格派[1]教徒出身，但也只是嘴上说说。我母亲出生于爱尔兰沃特福德，此地曾有一所知名的贵格派学校，也许现在还有。我的父亲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户农民家庭，也许是跟着威廉·潘恩[2]迁居此地的那批人中间的一个。我七岁的时候在一家旅店里患上了猩红热，能活下来实属万幸。对于康复期，我只记得冰淇淋和把松脱的皮肤扯下来的快乐。我在达利奇[3]住了五年，随后好些年又辗转法德两国。当时我被认为是英国人，因为我的母亲在我还未成年的时候恢复了英国国籍。所以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资料显示我被当作是英国人。经过了漫长的斗争，甚至最终起诉了美国司法部长，我的国籍才被改了过来。法律声称未成年人是不允许放弃原国籍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肯接受这一点。我花了一大笔钱才把他们摆平。我在伦敦当了好多年庸庸碌碌的自由撰稿人，给老的《学术》[4]杂志写书评、散文等，也给《威斯敏斯特公报》[5]写综述和诗歌，杂七杂八的短文见于各处。“大战[6]”期间我于加拿大远征军第一师服役，之后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但是直至停火都还没有完成飞行训练。直到这时，我在写作方面显现的天赋都十分有限，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微乎其微的天赋，还要被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所拖累。我来加州的时候，只有一个精美的衣柜和一副公立学校的口音，赖以谋生的真本事却半点没有。我当时心里是瞧不起本地人的，而且很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多少还是如此。为了糊口，我可是过了一阵苦日子。我曾经在一个杏园工作，每天要干10个小时，一小时才挣20美分。我还在体育用品商店里穿过网球拍线，每周要干54小时的活儿，只能赚12块半。我自学了记账之后，收入才像个头儿蹿得飞快的红杉树一样猛增起来。我着实讨厌做生意，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在好几家独立石油公司中担任过主管或是负责人。大萧条的到来结束了我的公司职业生涯。那段日子里没人请得起我。开着汽车在太平洋海岸区来回晃荡的日子里，我开始读通俗文学杂志，因为这些杂志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况且我又绝对不愿染指那些被称为“女性杂志”的东西。《黑色面具》杂志那个时候风头正健（如果我可以称之为“风头正健”的话），我见其中一些文章虽然未经雕琢，却写得既有力度又有诚意，不禁吃了一惊。我觉得可能给这家杂志投稿不失为学写小说的好办法，而且与此同时还能赚上几个小钱。我花了五个月时间，才写出一篇18000字的小说，只挣了180美元。虽然举目望去，前路坎坷，可我从此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长眠不醒》我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写就，但是其中很多素材取自好几个短篇。主体已经有了，但写出来仍非易事。我总是手脚很慢。在有史以来状态最好的一个月中，我写了两个各有18000字的中篇，还给《邮报》写了一个短篇。这点东西对加德纳[7]来说，几天工夫就能写出来，但是对我而言可谓皇皇巨制，在此之后再也不曾有这般产量了。1943年，我去了好莱坞，与比利·怀尔德[8]共事，创作《双重保险》[9]。那是一次极端痛苦的经历，很可能折了我的寿。但我从中尽我的学习能力学到了一些剧本创作方面的东西，虽说我的能力十分有限。在那之后我又和派拉蒙签了合同，为他们创作了几个电影剧本，包括一个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10]。这部小说是我从零写起的（并没有故事原型），只拍了20周就杀青了。当时有人告诉我，这刷新了大制作电影的一个纪录。我所有的书，除《小妹妹》[11]之外，全都被拍成了电影，有两部还被翻拍过。像所有或是几乎所有投奔好莱坞的作家一样，我一开始也坚信，一定可以在电影工作中发现什么方法，不至于让人们碰巧拥有的某些创造性天才被消磨殆尽。但就像我的前辈一样，我也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不过是这个产业结构的一部分。太多人想对作者的工作指手画脚。作品不再属于作者。过了一阵子，作者自己也不在乎了。也许他曾经有过激情，但稍纵即逝，还没等绽放就毁于一旦。那些提笔不能言的人偏要来告诉他该如何写作。他是遇见了一些机灵、有趣的人，也许和其中一些交上了朋友，但这只不过是他正规写作工作的附属品。文艺点儿说，聪明的剧本作者“只穿他第二好的西服”，凡事都不怎么走心。他应该带着一丝愤青范儿，但也只是一丝罢了。纯粹的愤青对好莱坞而言是个废物，对他自己而言更是如此。他应该在不费半分力气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最好。他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持有小心翼翼的坦诚态度，但千万别指望别人也会同样一丝不苟地报之以坦诚。想都不要想。等到混够了的那一天，他应该在道别的时候带上微笑，因为他知道，自己未尝不想再回来。

1946年我混够了，就搬到了拉由拉。在那之后我已经写出了两个剧本。写其中一个的时候，我偶尔还去片厂几趟，谈一谈剧情。写另外一个的时候，我压根儿没去过片厂。我也许还会继续写剧本，而且也知道该怎么写。但我始终不会披肝沥胆，掏心掏肺。

我在1924年成了家，并无子嗣。别人叫我“硬汉派”作家，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投射罢了。我个人其实非常敏感，甚至有些羞怯。有的时候我会显得异常刻薄，咄咄逼人，但其余时间里又特别感性。我不是个擅长交际的人，因为总是很容易感到厌倦，平淡无奇在我看来就是乏善可陈，不论是人还是其他东西。我工作也是间歇性的，没有固定的时间段，只在想写的时候才动笔。而且我总是惊讶地发现，写东西的时候显得那么易如反掌，但写完了以后却精疲力竭。身为推理小说作家，我想我有点儿异类。因为美国流派的推理小说作家多数都只是粗通文理罢了，而我写的东西不仅文从字顺，还很有思想，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么说。乍一看，经典文学教育似乎并不能教你该怎么写出“硬汉派”小说的行话来。但我偏不苟同。只要受过经典教育，你就不会写出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而眼下多数小说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推理小说作家在这个国家里不受待见，只被当作二流文人，因为他写的是推理小说，而不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废话。而在经典学派看来——哪怕是再不济的经典学派——这种态度只不过是暴发户缺乏安全感的体现。人们有时候会问我为什么不尝试着去写严肃小说，我从不跟他们理论。我甚至也不会反问“你觉得什么才是严肃小说”，因为问了也没用，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们这么问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至于什么才是重要的文学作品，我还是留给像埃德蒙·威尔逊那样叫人讨厌的肥佬来解答吧。此人获誉无数，但在我看来其中最值得推崇的就是（见《赫卡特县编年史》[12]）能把通奸写得像列车时刻表一般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