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与额头相贴

如今,家家都有体温表。苗条的玻璃小棒,头顶银亮的铠甲,肚子里藏一根闪烁的黑线,只在特定的角度瞬忽一闪。捻动它的时候,仿佛打开裹着幽灵的咒纸,病了或者没病,高烧还是低烧,就在焦灼的眼神中现出答案。

小时家中有一支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好似一粒扁杏仁。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尖儿的钢笔里,那个套就更有几分神秘。

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

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得恨不能放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得像在炉膛里烧好可以夹到冷炉子里去引火的炭。我想,我一定发烧了,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冰冷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地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

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

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同一条宁澈的小溪,鱼呀虾呀一概没有。

我百般不解,难道我已成了冷血动物,体温表根本不屑于告诉我了吗?

对啦!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仿佛上面沾满了水珠。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体温表才表示缄默。

我拈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到背后发出犹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的“扁杏仁”裂成了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轻盈地溅动……

罪魁是缝纫机板锐利的折角。

怎么办呀?

妈妈非常珍爱这支温度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用于寻常百姓,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绝不会打碎。”

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

我望着窗棂发呆,看着它们由灼亮的柏油样棕色转为暗淡的树根样棕黑色。

我祈祷自己发烧,高高地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

妈妈回来了。

我默不作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坚持认为被别人察觉错误比自报家门要少些恐怖,表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不是凭自首减轻责任。

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我已经知道水银很沉重,丢失了水银头的体温表轻飘得像支秃笔)。

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就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打碎了!”

每当我遇到害怕的事情,我就迎头跑过去,好像迫不及待的样子。

妈妈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感情里留下一个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没失手打碎过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了一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碴儿一摞,丢到垃圾堆里完事。

大人和小人,是如此不平等啊!

不久,我病了。我像被人塞到老太太裹着白棉被的冰棍箱里,从骨头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

“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

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

“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

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

母亲是严厉的人。从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

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严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她的唇很干热,像外壳坚硬内瓤却很柔软的果子。

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每一只眼睛看定我的每一只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的脸庞全部,只感到一片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这么烫,可别抽风……”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像树一样栽在心中。

终于,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支体温表。那一瞬,我的脸上肯定灌满了贪婪。

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须给病人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一位老人生日蛋糕上的银蜡烛。

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使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体温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

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桩内,马耳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贮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跪倒。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战战兢兢地不敢上前。

兽医们从马的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子。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支体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

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的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

“准吗?”我问。毕竟这是兽用品。

“很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

“妈妈,你看!”我高擎着那支体温表,好像它是透明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