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 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第2/13页）

扣好安全带，我把幻灯片从皮包里抽出来，有一张还是朋友刚才赶着送到机场来的。幻灯片全是临时赶的，做我们的朋友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自己专去拣些别人不做的事来做，扰得我们的朋友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他们全是在学业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每每为了帮我们的忙不吃不睡的——不能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心酸眼热，五内如翻岩涌浆，无法平复。

“我们要组织一个基督教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去，”那天我嗫嗫嚅嚅地打电话给秀治，“我想要送些礼物给那些美国教会领袖，我希望那种礼物可以一直保存着，天天看，就会想起台湾，这样看来，当然是送画最好——我想要你几幅绣画，我出不起钱，可是布和绣线那些成本我总该出……”

秀治是一个质朴的人，从来不懂得宣传自己，也只有她那样纯的人才能有那么醇的作品，她从来舍不得卖画，每次卖，都是为了教会的慈善活动，她那样千针万线绣出来的啊……

她捐了三幅画，我捧着那样的画，觉得天地都为之庄严肃穆起来，同时捐出的还有王蓝跟许坤成，王蓝并且把他的画袋借给我，所有框好的画都放在那里面，我生平没有提过那么殷实沉重的东西。

配合幻灯片放的录音带是“解大哥”帮的忙，临行的前一夜，我们还磨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地修正着，他一会儿钻到唱片库里去，一会儿又钻到控制室里来，声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总想做得最好，走出录音室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送我回去，北安路上夜静静地平展着，我们走到路口，他叫了车给我，跟我说：

“张姐姐，对你们夫妇，我真的可以说：‘我很爱你们。’”

我跳上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该说什么，上天为鉴，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太好，我永远不能偿还，多甜美的欠负！不是“常恨此身非我有”，而是“常喜此身非我有”，全是朋友们的恩情缀成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开到最小声，一面模拟着要怎样配合幻灯画面——在两万多尺的高空，时差？没有时间去管时差了，我一下飞机就得去工作，我也许会累，累就累，我得去放映，去谈，去辩论，去指责，去跟人聊通宵，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走成一介苦行僧侣，连孩子都横下心交给爷爷奶奶了。这十七天我们如果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

跟孩子一起交给人的是学生，一开学就请假，让我觉得愧疚，但黄答应来代课使我喜出望外，他要跟学生讲中国诗的欣赏。每次跟他通电话，都使人迷惑，似乎仍是大一那年，似乎仍同坐在中文系的第一教室里上课，似乎凭栏望去仍是涨绿的双溪，以及有若长虹之桥柱的青山。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文学院院长，他答应来演讲，我自豪，因为有一位才华过人、以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大一学生”变成了“学者”的朋友，但我更自豪的是这个我所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一个肯上进的穷苦大一学生，在十几年间成为文学院院长。

丈夫的大箱子里带的是一百七十张展览用的图片，照的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些苍凉的画画时而是一片西北的屋脊，时而是一片江南的烟波。为了省钱，那些照片全是他杂志社里的同仁自己冲洗的，没有暗房，他们就把洗手间围上黑布装成暗房，每次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前前后后地宣告：“谁要上一号？谁要上一号？要去的快去，关上了门就一个钟头不准进来！”

他们没日没夜地洗，那一百七十张大挂图就是这样洗出来的。感谢上帝没有赐我们亿万家产，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购买每一份劳力，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朋友，我们是真正富有的人。

除了图片，我们还印了六万张贴纸，大型的可以贴在车子的后杠上，小的像五元镍币，可以随便贴，上面印着中文的“主佑中华”和英文的Pray for free China，要多少钱？不知道，我不管钱的事，许多年来我也一直没管过，上帝不会不帮助一个自助的人，我该管的是我有没有倾我所能地奉献，我该急于知道自己是不是纯洁无瑕，无愧于日日承受的天恩人惠。

“你刚才在哭，”丈夫说，“×姐妹赶到机场来，塞了这张支票给我。”

我忽然又想哭，太多了，这些爱，我无法承载，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就有人奉献，从几百的到上万的，令人哽咽的爱。

我想起《旧约》中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说到大卫王在战场上，忽一日渴想喝故乡伯利恒古井里的水。有三个勇士知道了，便冲过封锁线，去为国王打来清凉的井水。大卫接了那水，为之战栗动容，不敢入口，当时他把那水浇在地上，告祭天神，说：

“这是他们的血，我断不能喝！”

那些帮助我们一路成行的人，岂是把东西给我们？他们把钱交给我们，把爱和祝福交给我们，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爱，对民族的爱，那一切太美好，是我们必须以之告祭天下的。

到旧金山，杏花索索地开了，日子开始周而复始地每天在不同的飞机上俯看不同的云，在不同的机场拿自己的行囊，下午在不同的会堂里贴展览图片，晚上在聚会中向不同的脸孔说话，散会后向不同的激昂的声音谈剖心沥肝的话题，夜深时，把自己交给不同客栈中不同的床。

相同的是一路行去，尽是祝福。

犹记得，站在旧金山机场等候去华盛顿的班机，那里刚下过五十七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们是雪封机场后的第一批旅客。

不知为什么，子夜一时到华盛顿，看见满地的雪，我硬是可以封闭自己的感动，这雪景是异乡的雪景，这白是异乡的白。要我流泪，可以，那得等到在塞北或关中，等我在故国的老瓦檐下摘一只冰坠，等我在压弯的水芦苇上掬一掌雪之白。异乡的雪景，充其量只是立体的圣诞卡，是一片遥远的不相干的风光，不是让人落泪的什么。

犹记得，离开华府的那一夜，秉怡抱着我，说：

“带着我们的爱去。”

一听，就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一个唱诗班里的时光，她仍是最好的女低音。

犹记得，在纽约，寿南和朋友到旅社中来，我们谈到深夜一点。在波士顿，在辛辛那提，在普渡，在耶鲁，那样一路扬帜地走去，把冰辙走成暖流。

犹记得，在奥克拉荷马，那女孩接了我们，立刻驱车回去烤年糕，作为晚上的点心。在达拉斯，那男孩清晨六点送了两包汤圆来（他想必是五点就出发了），然后转身就跑了。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弄到那两包汤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