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和“好的”（第2/2页）

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如果一个人不幸成为“没有国家的人”，那他什么都不是——“他没有权利，缺乏安全保障，几乎没有机会去得到有意义的职业。在国家组织之外，不存在所谓的救星”。但是这个状况不是自古皆然，事实上，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国家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民族（国家）认同包含着神话和建构的因素，一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现实，人们就很难脱离既定的轨道。马雅可夫斯基说：“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这话说得轻巧，但是在面对自己的故土家园，有谁能够如此轻松写意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胡适当年痛感“中国事事不如人”，既然如此，不如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再造一个真身，全盘西化；而中国本位论的支持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凡是好的都是儒家的，凡是坏的全赖别人家”。如此截然相反的立场，归根结底，仍旧是在拷问“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时至今日，所谓“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争仍旧在延续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主题。不久前，我的朋友刘擎说过一句特别点题的话：“对于探索中国发展而言，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们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我的”就是“好的”。姑且不论从“智识的逻辑”出发是否必然得出这个结论，若就“行动的逻辑”而言，刘擎的这个说法稍显仓促。

当一个负面事件发生，比如汽车追尾了，恋人分手了，国家解体了，或者传统文化衰微了，为求理解，人们总要查找原因。归因理论的创始人海德认为，当事人和行动者倾向于诉诸“情境原因”——天亡我也非战之过，总之和我没干系；观察者或者反对派则倾向于诉诸“气质原因”——都是你的错。行动者推诿责任，观察者强加责任，说来说去，还是在和自我认同作斗争。

说到观察者和行动者的不同，不得不提柏克的这句话，他说：“思想家应该中立。大臣却不能这样。”按照施特劳斯的解读，这里的意思是，大臣（行动者）必定对于“我自己的”东西有所偏私，这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职责就是要站在自己这一方。而对于思想家（观察者）来说，他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优异性”的一边，而不管它是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在好的与他自己的这两者之间，思想家要无条件地选取前者。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权衡比较“我的”与“他的”、“好的”和“坏的”这一类复杂关系时，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观察家还是行动者，或者干脆二者都是？如果这两种身份发生冲突，我们究竟应该听命于谁？在我看来，“中国模式”的倡导者们过多强调了“行动者”的身份，不仅横蛮无理地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而且不加区分地把“我自己的”直接等同于“优异性”。另一方面，彻底割裂“我自己的”与“优异性”关联的人则把自己想象成可以像上帝一样摆脱任何特定视角的“观察者”，而忽视了有一些“好”不仅是“对我而言是好的”，而且它们永远都无法被还原成为一些中立性的指标和数据。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好的东西就一定“应该”成为我的吗，好的东西一定“能够”成为我的吗？都说“儿子总是自家的好”，这里面除了有偏私、有护短，还在于儿子打得骂得换不得。

海德格尔说，人是一种“被抛”的存在者。生而为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利比亚人，只是一个纯粹的偶然，自主性在这里根本不起任何的作用。然后，你在如此这般的家庭氛围、如此这般的传统文化、如此这般的价值世界里逐步成长，然后有一天，你拥有了理性的反思能力，你发现过往的一切不仅有美好，也有谎言、欺骗、愚弄和神话。你意识到上帝虽然像投掷骰子一样随机给了你一个身份，被抛者仍然可以对于“我是谁”做一个理性的决断，就像处在梦魇中的人那样，挣扎着让自己翻一个身，或者用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唤醒。可是我相信，总有那么一些东西，在智识的逻辑上你也许认为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在行动和情感的逻辑上却永远无法像割除阑尾或者扁桃体那样，轻轻松松地一刀了之。

去年我去威尔士的首府卡迪夫，坐在阳光灿烂的海湾边上喝咖啡。朋友抱怨说，这个海湾怎么不一望无际？为什么没有沙滩？又说卡迪夫只有一个很小的广场，到处都是破旧的房子还有呆板的面孔。这让我想起《杀手没有假期》里面，那个年轻的杀手最初也是这样抱怨的，最后他爱上了布鲁塞尔那座小小的、破旧的城市。

和一种文化，一座城市，一个人，一条狗，一本书，一首曲子……建立起关系，需要独特的现实感知力和历史因缘性。正是这种无法被量化和还原的特殊记忆让我们成其为我们，让我们了解那种只有我们才了解的好。

（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