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的最后，汉娜留下一份交给集中营受害者家属的遗产，而且那个当年死里逃生的孩子最终也象征性地接受了这个悔罪的举措：托白格将它转交给“犹太反盲联盟”。汉娜无疑是有罪的，作者从来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同样的，这个事实也丝毫无碍于我们在阅读汉娜时的感动，感动于她对真实自我、真实生活的热切渴盼和勇气。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煽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2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