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期（第2/2页）

静止是高贵的，反过来可以说，高贵的总是表现为静止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人的标志就是拥有大量的闲暇，能够极好地去利用闲暇。每当行驶在类似于露天停车场的三环路上，我对于那些急匆匆、曲里拐弯不断超车和加塞的车主总抱以善意的同情，这些人之所以不停地在与时间和速度抗争，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闲暇”这个词，他们的所有时间安排都是不由自主的，都是被其他人——顾客、老板或者女友——所决定的。他们没有闲暇，有的只是“时效”与“死限”，过期不候，不是放弃别人就是被别人放弃。

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往往用一生乃至几代人去做同一件事情，比如为袁崇焕守墓370余年的佘家人，比如成吉思汗陵780年世代守候长明灯的守陵人，这种以百年乃至千年为单位的无时效行为，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只能是高山仰止、敬而远之。

李敖了解速度与遗忘的关系，也洞悉“电视不思考”的真相，所以才能在大众文化时代左右逢源，做出一系列既政治正确又娱乐观众的行径。事实上，大众文化的蜕变速度甚至超出了鲍曼的理论更新速度。鲍曼在评价思想与速度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公认的观念”才可能在电视时代占据特权地位，但这个想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台湾的政治格局，因为在一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政治生态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公认的观念”，久经沙场的台湾政治人物深知真理过于复杂，不可能存在于斗嘴之中，观念太多分歧，不可能通过演说说服对方，所以他们索性专心致志玩电视观众喜闻乐见的游戏，用“行为艺术”替代“道德说教”。对李敖们来说，要想永远站在聚光灯下面，就必须充分体认“凡事都有时效”这个不变的现代“逻格斯”：任何招数不能用老，效果就像筷子，全都是一次性的。

当电视引领的那两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逐渐成为生活模仿的对象，现实中的人们便开始丧失平衡感。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病症所在：生活模仿电视——人们在电视的诱惑下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真实体会，以及对真相的辨别能力。

昆德拉在《帷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大为赞叹，理由是这部小说的前四分之一、大约二百五十页的篇幅，仅仅处理了一天中的十五个小时，而且不超过四个背景（火车上，叶潘钦的家，加尼亚的寓所，纳斯塔西娅的寓所）中所发生的事情。昆德拉的总结陈词是，只有在戏剧中，事件才会如此集中地发生在如此紧凑的时间和空间中，而随着情节的极端戏剧化——比如说加尼亚打了梅什金一个耳光，瓦丽娅朝加尼亚的脸吐唾沫，罗戈任与梅什金同时向同一个女人示爱——一切属于日常生活的都消失了。

这种在极短的时间段里迅速堆积起来的一系列事件，会产生昆德拉所说的“生活中骤然凝聚起来的密度之美”，当这种密度之美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时候，会让身临其境的人体会到一种传奇般的美妙和愉悦。它是对琐碎、无聊、重复、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强力挣脱，在我看来，这种挣脱是通过拧紧“变化”的发条而产生的，它使得人们再也不能“好整以暇”地去面对时间，面对闲暇，面对慢。

“超级女声”总决赛每个周末的那三个半小时就在充分展示这种“生活骤然凝聚起来的密度之美”，各种出人意表的戏剧性变化不断地轰击人们的情感和感官：待定、复活、PK、投票、淘汰……普通人在一生中所可能遭遇的各种剧变，“超级女声”在三个半小时里面不断地重演。当电视选秀节目和偶像剧取代琐碎、无聊、重复、平凡的日常生活成为意义之显影的时候，人们就处于一种再也停不下来的状态。

中央电视台最近一直在热播一则热水器的广告，那位长相平庸但笑容温馨的女主角有一段让所有人都“过耳不忘”的台词：“我家的AO史密斯热水器！是父亲在50多年前买的！过了半个多世纪还在用它洗！你也要洗半个世纪？”

——这是一则典型的反现代性广告！按照鲍曼的观点，现代商业广告的总体效果是“绝不允许欲望的减弱和消失（这里的欲望就是向往尚未拥有的东西和尚未体验的刺激）”，因此商业广告就“绝不希望消费者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产品保持长期的欲望”，否则就意味着浪费钱财。而这则热水器广告之所以如此地让人“触耳惊心”，乃是因为广告商穷极思变，选择了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一个从爷爷辈用到孙子辈的热水器，这种广告策略是对一个由消费欲望刺激起来的技术革新时代的巨大反叛。

尼采说：“只有非历史的东西才可以被定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那些历史性的也就是有时效性的东西，我们都无法确认它的本质属性，因此也就无法替它下一个普遍定义。AO史密斯反现代广告策略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宣称本品牌的产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考验，来表明自己已经超越了历史性和时效性的束缚，因此也就在这个没有本质、无法定义的时代获得了自己的独一无二性。

于是，在这样一个什么都会过期的时代，我们惊异地发现，凤梨罐头会过期，感情会过期，大闹“立法院”的追诉时效会过期，唯有AO史密斯的热水器不会过期。

（200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