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一封家书

X.L：你好！

不妨就先把学业当作出国的工具，这没有什么不对。当一个地方限制了一个人发展的时候，他完全应该换个地方，另辟生路。（所谓发展也并不单指学业，而是指生活或生命的全面发展）而另辟生路的工具，自然各用其能了。我们赞成你不要放弃学业，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出国之后也可以继续搞原来的专业，也可以干别的，路子就宽了。你要是不喜欢生物，迟早都应该放弃它，这也并不见得意味着白学，知识终归是有用的。一个人无论被指定干什么，都是苦役，逃离苦役是正当的是必要的。无论干什么，理由只有两个：一是你乐意干，一是你借此达到其它你所感兴趣的目的，舍此两点即是荒唐。再没有比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于他所不喜欢干的事更荒唐的了。所以，既然知道不想干什么，又得知道终于想干什么，还得知道现在必须干什么。假如没有更好的工具，你就只好先把这件工具收拾好备用。我想，学业还是你目前出国最重要的资本，其它的条件都隶属于它。出国是一个宽广的未知，二十几岁应该去追寻这样的东西。出不了国则大约是个狭窄的已知，四十几岁的人适合这种途径。真理是多元的，结构决定其对错。

其实，一切学业说到底都是谋生的手段（为了肉体的存活），都是娱乐的玩具（为了精神的充实）。一切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到底都有什么用呢？从人迟早都是要死的这一点来看，从人类乃至宇宙迟早也是要毁灭的这一点来看，人终归只是一堆无用热情，我们之所以还得保持这热情，还得用明智和真诚来校正、来助燃这热情，只是因为舍此我们会活得更加荒诞。甚至死也不能免除这荒诞，因为：结束不过是另一个开始。绝对的虚无可以证明是没有的——一旦有就不是绝对的无了。而一切存在都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那么主体就会永远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世界，因此必然是生生相继永恒轮回。逃避生之事实必定是徒劳的，而放弃生之热情只能使人落人更加荒唐的境地。所以看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然后爱它是一种明智之举。唯此可以使生命获得欢乐和价值，永远能够这样便永远能够欢乐，生生能够这样便生生能够获得价值。

总有些人以颓唐来证明自己是看破红尘，其实只是加剧了自己的痛苦而已，使自己陷人更加荒唐的境地而已。

我以为人们对于佛法也常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即灭欲。人生来就是欲望的化身，人比机器人多的只是一份欲望（我从《心我论》中得此结论），消灭欲望绝不是普度众生，而只是消灭众生，不应该灭欲，只是应该把欲望引向过程，永远对过程（努力的过程、创造的过程、总之生命的一切过程）感兴趣，而看轻对目的的占有，便是正当的欲望。只是为了引导出一个美丽的过程，人才设置一个美丽的目的，或理想。理想原就不是为了实现，而只是为了引出过程罢了。美丽者何？所谓童心不泯是也，所谓生气勃勃是也，所谓既敬畏自然之神秘又不屈于命运之坎坷是也，无论你干什么都干它个津津乐道一醉方休。

人不仅对科学了解太少，而是对一切都了解太少了。人是太狂妄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无限，就是为了让人永远不失却乐趣，为此我们要感谢他。

现在所说的科学仅仅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也许它将来会扩大得不像它了呢，或者不是它了呢，这又何妨？所谓大胆想象，不能只是一个范畴里大胆，要有超范畴的大胆，或干脆毁灭一个范畴的大胆。有什么用呢？好玩！有趣！高兴！美哉乐哉！陶哉醉哉！而已。

这样，又何必一定要出国呢？但是也可以换一种问法：又何必不出国呢？我只是想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使自己的世界更开阔些还是好的，闯荡闯荡去还是好的。所以能出去就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终于不能出去也没什么大关系。所谓：是真才子自风流。中国也有能人，美国也有傻瓜。能否使生活成功，大约还是内在的心路。所以，我们既建议你争取出国，也建议你作好出不去的准备。暂不放弃学业，是否于出去和不出去都有好处呢？——这要由你自己来判断。事业是重要的，但也如目的一样只是为了过程的欢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事业大概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又如没有目的大概也是很空茫的一种处境。

在人生的路上，必要找到一个好玩具。而只要玩得人迷，就都是好玩具。就像找到一个好爱人，而只要爱得深，什么人都可以做好爱人。记得很久以前我发现一个并不伟大的知名人物，说了一句我至今认为是伟大的话：人生无非两件事，事业和爱情（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我想不妨给他加上两个字：过程。事业的过程，和爱的过程。

有了电脑，很好玩，就越写越多了，而且有点书卷气了，有点说教的味道，别在意。

祝好运！

史铁生

归去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