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第2/2页）

皮却林说：“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他还讲究个味儿。他心中有个趣味标准，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厌倦了一切，至少对厌倦本身并不厌倦。莱蒙托夫承认，在他的时代，厌倦成了一种风尚，因而“大多数的真正厌倦的人，却努力藏起这种不幸，就像藏起一种罪恶似的”。可见在“多余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厌倦是很珍贵的，它是“当代英雄”的标志，他们借此而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在做戏。“局外人”则完全脱尽了戏剧味和英雄气。默尔索只是淡漠罢了，他对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从未感到自己有丝毫的与众不同。

“多余的人”厌倦平静和同一，渴求变化和差异。对他们来说，变化和差异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感觉不到。“局外人”却否认任何变化和差异，所以也谈不上去追求。默尔索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本来，意义才是使生活呈现变化和差异的东西。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变化和差异了。他甚至设想，如果让他一辈子住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除了抬头看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他也会习惯的。这枯树干不同于著名的第欧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征，而是人生无聊的缩影。在默尔索看来，住在枯树干里等白云飘来，或者住在家里等情人幽会，完全是一回事。

那么，“局外人”是否就全盘接受世界的无意义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后，当真不复有一丝激情了吗？不，我不相信。也许，置身局外这个行为把无意义本身也宣判为无意义了，这便是一种反抗无意义的方式。也许，淡漠是一种寓反抗于顺从的激情。世上并无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情。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果然听到加缪赞美起“荒谬的英雄”西绪福斯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