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

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我第一次有记忆的阅读经验应该是10岁那年。刚刚认得了上千个汉字的我,读的第一本“成年读物”是繁体字的《三国演义》,它是“文革”前的遗物,黄旧不堪,躺在一个大木箱子的杂物之中,好像已经等了我很多年。就是这本书让我终生喜欢大鼓齐鸣的刚烈文字,而对婉约温润的风格不以为然。

和许多人一样,在读大学前,我的整个阅读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书为主。而我是1986年进的大学,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出版很活跃的一段时期。诗歌是年轻人的最爱,我记得谢冕编过一套《朦胧诗选》,当时非常喜欢。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读的书就是存在主义,于是读了最多存在主义的作品,如尼采、萨特,我们这一代人受他们的影响太大了。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让我印象深刻,他后来会“转型”成一位心灵鸡汤型的导师,让我非常吃惊。

我在上海读书,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学4年没有条件见面谈恋爱,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我是学新闻的,课程比其他系的同学都要轻松,所以就在图书馆读书,一排一排地读,从一楼一直读到了阁楼,复旦图书馆的阁楼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开放的,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到阁楼上去读书了。那时候的阅读是一种集体阅读,集中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的书我印象没有多少,但我看张季鸾的所有作品,就是他当年办《大公报》时写的评论,印象很深。因为从这些作品里你看到的是这个职业的气节,以及敏锐性。新闻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种职业,特别是做得时间越长,抱怨和不平衡就会越大,老是写字会感觉得不偿失,但一旦停止写字也就失去了你的价值。做媒体的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情绪里。但是我当了十多年记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在大学里我读过这样的作品,我知道一个好记者应该怎样让自己留下来。当年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依然能记住这些记者的名字与作品。这些作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职业和人生的价值观。

对我影响大的经济学读物有两本,我接触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我也是凭借这本书进入新华社工作的。因为当时要考取新华分社,新华社招人一般都会从实习生里选拔,而我没有在那里实习过,所以他们考我就是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此,我开始了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技巧让我很着迷。在过去20年里,我读了很多财经类图书,如韦尔奇的管理书籍、《长尾理论》,等等,但是如果比较范围是30年,这些书对我的影响还不如一本《三国演义》大。

我后来成了一个专业从事企业案例和经济史写作的财经作家,在这个领域中,有两位顶级高手:美国的理查德·泰德罗和英国的尼尔·弗格森,他们都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年富力强。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让我见识到当世欧美学者的财经写作高度。尼尔·弗格森的创作更勤勉,《文明》、《货币的崛起》、《巨人》以及五卷本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堪称精品,他在建构一个宏大题材时的自信、从容及充满了偏见的武断,在当代非虚构类作家中很是少见,他的写作非常迷人。

至于华人经济学家,我最喜欢的是张五常的作品。当初读到他的《卖桔者言》时,感觉以这样的手法来写一本经济学书实在很有趣,读他的《经济解释》更是震慑于他的智力。后来我写《激荡三十年》,便恳请张五常为我题写书名,他在西湖边的一个茶楼里,铺纸研墨,一口气连写了十多遍,那股认真劲令人难以忘怀。我向他请教做学问的办法,他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这段话,值得抄在这里送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

我现在每年买200本书,也就是每年在家里添一个双门书柜,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望着这些新旧不一的“朋友”,我终于发现,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单调的年代,也许没有一个年代的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们——像我们这样的五谷杂粮、精粗不弃,为了求得寸及的进步,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中国的成长高度,并不以所谓的“全球第一高楼”为标志,而是以我们的思想为标准。我们的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一个辽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