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与汉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个不太强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前日,《生活》杂志给我发问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欢回到哪个朝代?”我想了一下说:“宋朝吧。”

为什么是宋代呢?那不是一个老打败仗、老出投降派、老没出息的朝代吗?连钱穆老先生都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其实我想说的是,强大就值得向往吗?如果它老是打仗,它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它闭关锁国,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只让这部分人富起来,那么,我们能否不要这样的“强大”?

在我看来,与汉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个不太强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宋代开国100多年后,当时的人们开始比较本朝与其他朝代,我们现在听不到他们讨论的声音,不过估计也与现在一样,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一位大学问家叫程伊川,说得比较具体,他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也就是100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宋代的皇帝对知识分子很尊重,100多年没有杀过一人,看着实在讨厌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时间,突然想念了,再召回来。文人之间也吵架,但都不会往死里整。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赶到洛阳去;司马光去了洛阳后就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有人问司马光:“王安石是个多大的奸臣?”司马光说:“他写的文章还是挺牛的。”那时的文人还特别有钱,苏东坡和欧阳修老是被流放,到了一个地方,看着风景不错,就买块地,盖个亭子。

宋代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忆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开酒店、做零售的商人,当年可有钱了,“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各位日后看电视剧,看到老百姓随地摆摊做生意的场景,那都是宋以后的景象,如果电视剧演的是汉唐故事,你大可以写微博去嘲笑一下编剧同学。

宋代的文明程度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

宋代的城市规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两宋的首都汴梁和临安,据称都有百万人口,当时的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15万人。宋代的企业规模也很大,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36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700年后的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11-12世纪,中国的煤和铁的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正因为如此繁华,所以马可·波罗写的那本游记,让欧洲人羡慕了几百年。历史学家断定:“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南宋灭亡之后,蒙古人统治了中原98年,之后又有明清两朝,其高压专制程度远远大于宋代,更糟糕的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人的格局从此越来越小,文明创新力也几乎丧失殆尽。

简单说到这里,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汉朝比,宋朝无内乱;跟唐朝比,宋朝更繁华舒适;跟明清比,宋朝更开放平和;跟当代比,宋朝没有空调、汽车和青霉素,而且也没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

其实,人生如草,活的就是“从容”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