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上海（第2/2页）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英国人Rupert Hoogewerf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对我说：“过去的十多年，中国是全球化运动的最大拥趸者和获益者，特别是上海。”

Rupert Hoogewerf的中文名叫胡润，我们每次见面，他总是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人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人的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也是在1999年，定居上海的胡润推出了他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此，乐此不疲。他的一双儿女出生在上海。

这座城市试图满足人的所有欲望，它就是一个“泵”，吸走了周遭方圆1000平方公里的资源、金钱和有野心的商人，但是，它迄今不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

根据胡润在2012年的计算，上海有14万家庭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元，不过五成是因为炒股和不动产的增值，这座城市里大约有250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在20亿元左右，不过，上海却没有诞生最优秀的创业家。

过去20多年里，上海始终是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乐土，它们相携起舞，独占风景，与此同时，草根创业和市场化创新则奄奄一息，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领域，从服装、饮料到家用电器，上海人几乎没有创造出一个排名前三的品牌。

今天的上海也没有继承阮玲玉、鲁迅和张元济的热血传统，涌现出中国最好的演员、电影、作家和图书公司。

而在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中，上海人的表现同样乏善可陈，“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这个问题一度让“阿拉”们无从回答。

“上海是一个特别‘靠谱’的城市，它的灵魂中一定有一块大容量的计算芯片，它太会精算，太讲秩序，有太多的钱，但是却不属于年轻的创业者。”

18岁的舞曲

2014年暮春，18岁的女儿去上海，参加一个公益机构组织的成人礼，仪式在外滩边的华尔道夫酒店举办。在一间巴洛克风格的中庭里，妈妈在女儿的乌黑长发上插进一支笄，父亲牵着她的手，交给一位同样是18岁的男舞伴，他有着一张苍白俊俏的脸庞，胆怯羞涩，手指冰凉。

舞曲华丽而空洞，如同这个一言难尽的时代。

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华尔道夫的地址是中山东一路2号，1862年的英式建筑，1909年翻新改建，成为远东闻名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关闭，后来变身为国营东风饭店。1989年12月，因经营不善，饭店将一楼门面出租给肯德基。几个月后的1990年暮春，四位即将毕业、前途未卜的穷大学生，在这里吃到了平生的第一只冰淇淋蛋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