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座“哀牢山”

褚时健的哀牢山和李经纬的病房,均属“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企业家的“极限情境”。

2008年夏秋之际,去云南红河州的弥勒县参加一个财经杂志的年会,归程且行且游,进玉溪境内,有友人邀约到一大湖边吃湖鱼火锅。此湖出于大山之间,缥缈旷远,据说极神秘,因事涉军事,在很多年的全国地图中竟未标出。友人遥指湖畔一峻岭说:“这就是哀牢山,褚时健在那里种橙子,不久前王石刚刚上山探望,吴君愿否一访?”

我在作企业史研究时,曾遍阅有关褚氏的种种报道,并专门写过一篇案例解读。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积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可是,到1996年他却因贪获罪。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在当年,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按律难逃死罪。

事发之后,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随着案情侦查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发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一个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余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一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最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其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当年褚时健与老妻两人独上哀牢山,并没有想过“褚橙”的商业模式,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电子商务,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我由此联想起另外一位企业家的遭遇。

2006年,我创作《大败局2》,为了健力宝案,专赴广东调研。健力宝曾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饮料品牌,创始人李经纬白手起家,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然而在2001年前后,李经纬与当地政府在健力宝的产权改革方案上沟通失败,他被硬生生地排挤出企业,后又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我在粤期间,先后拜会了一些相关的核心及外围人士,但始终无法访到李经纬本人。有一次,他的一位身边人约我至广州的一家茶馆相见,详聊有关史料细节,我再次提出见面恳请,他用手一指窗外说,李总就住在马路对面的这家医院。

我凝视医院大楼,知道里面困居着一具委屈的病躯。

2013年4月,李经纬去世。10年间,他没有见过任何媒体或“外人”。听闻他的死讯,我当夜在微博中写文遥悼:“一瓶魔水,廿载豪情,从来中原无敌手;半腹委屈,十年沉默,不向人间叹是非。”

2014年在广州,又见到当年接受访谈的健力宝旧部,他说老人晚年将一部《大败局2》置于病床枕下,有乡亲老友到访,就翻出来说,这书里写的都是实情。

一言至此,举座凄然。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的哀牢山和李经纬的病房,均属“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成长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境”。面对这一场景,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同理心,构成集体心理的强烈回应。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到2014年年底,全国的私营企业数量多达1200万家,个体工商户约3600万人,其和相当于西班牙的全国人口或两个台湾岛人口,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集群。但是,这些财富阶层的权益自我保护能力非常羸弱,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无从谈起,甚至随着贫富悬殊的扩大,因煽动而出现的仇富现象时时引发,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

这两年,每逢“褚橙”新鲜面市,我都会去网上默默地订购两箱,一则感奋于八旬老人的创业励志,再则是品味一下哀牢山的甘甜与“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