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人(第2/4页)

“有!”犯人们总会声音洪亮地回答。他知道对于犯人来说,有没有信心,他们都得接受,自己多问一句,只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而已。

通常这种时候,他还会换上工作服,戴上装着矿灯的安全帽,勒上口罩,顺着那条斜斜的巷道下井视察工作。他并不害怕。尽管“瓦斯爆炸”、“偏崩(从旁边垮)”、“冒顶(从上面塌方)”等一系列事故名称经常被人们提起,但他自己还是有必要下去。下井视察能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他相信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抓那些牢头狱霸的现形。逼迫其他犯人为自己劳动的现象不允许存在,可还是存在,即使劳动力不够,他也要把这些“抗改分子”送去严管队,因为他们不但不劳动,还会影响其他犯人的劳动情绪。在严管队里,这些“老大们”将喝不到热水,吃不到热菜,只有定量的干馒头。什么时候出严管队要看表现,少则三五日,多则几个月。

井下的硫黄味最呛人,很多犯人都觉得分到这个队最倒霉。他就挨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下井的恐惧思想,请人给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后来,恰恰是那些当初下井队的犯人出狱后最厉害,他们熟悉井下构造、矿石分析,精通各种井下设备的使用和修理,很快就当上了小煤矿的老板,发了财。电视里偶尔会有关于监狱的节目播出。似乎在所有的监狱里,犯人床上的被子都叠成了豆腐块,脸盆拖鞋刷牙缸子排成了一条线……犯人们个个懂礼貌,人人爱学习,干部一进门,都会全体起立喊:干部好!

他的监狱也能看到这些,不过只有模范大队才有。记者来采访,编剧、演员来体验生活,上级领导、人大代表来视察工作,都会被带去那里。那里的犯人一言一行都被专门要求过。而其他监房则更像工人宿舍。大多数时候,犯人劳动回来都是该放衣服放衣服,该洗脸洗脸,然后倒在床上休息。每天的劳动都是满满的,豆腐块似的被子也没时间去叠,因为硫黄矿的犯人要三班倒。

逢年过节的时候工作最紧张,因为犯人开始思乡了。他得轮番找他们谈心,交流思想。他得组织开“节前教育会”,进行安全大检查,安排亲属接见,安排他们打“亲情电话”。

接见的时候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九点一过,他就用大喇叭叫那些来了亲人的犯人的名字,让他们出来排队。接见室并没有电视里出现的那样先进,只有铁栅栏和板凳,没有隔音玻璃和电话。犯人们总是各怀心事地等待着点名,然后接见,最后表情各异地出来。家人从不来探望的“遗弃犯”总会在这天脸上写满失落和悲伤。他们会眼泪汪汪地对他说:“我妈不要我了”,“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儿子不认我了”……

电话的免提键是要按下的,他的任务是盯着自己的手表,告诉他们:“抓紧说,每人只有一分钟。”犯人们有抓起电话想不起家里号码的,有占线的,有没人接的,有打错的,有被家人挂断电话的;通上了话,有哭的,有笑的,有发呆的……

除夕鞭炮响的时候,犯人最激动。他们会把玻璃瓶、罐头盖、汤匙等一切能弄出响声的物件往窗外扔。他们会狂喊“过年喽”,如果值班管教朝他们吼几句,他们会用更高的叫声压过去。大墙瞭望哨的探照灯总是狂扫个不停。

又是新的一年。

有时候,游嘉良觉得,手下的一些干警比犯人更难管理。他们总是抱怨“犯人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是无期徒刑”。他觉得这都是些牢骚话,他不喜欢听。当他听到他们抱怨“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的时候,他就会问:“不是人待的,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难道我不是人吗?”

刚来的干警更令他啼笑皆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犯人隔离开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工地食堂里犯人做的饭,他们怕犯人会下毒。尽管缺乏生产经验,但是他们还是固执地安排犯人照他们的想法去劳动,因为他们不相信犯人会改好,会好好劳动。他们没想过,大多数犯人都想好好表现,争取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减刑加分,早获自由。他发现他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

尽管从1990年开始,国家就明文规定禁止体罚犯人,可体罚现象依然存在。犯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管教也一样。有一次,有个管教发现四个犯人偷偷打麻将,就把犯人叫到院子里,让他们把水泥砖当成麻将打,自己则坐在一旁指挥,“码牌啊,摸牌啊,打啊,碰啊”,看着犯人哭丧着脸把水泥砖搬来搬去。一些打过犯人的干警外出时会提心吊胆,害怕遭到报复。

游嘉良想不出谁会报复他。他在基建队时盖房子的犯人,当上了包工头;他在下井队时挖硫黄的犯人,当上了小矿主;他在教育科时帮他出《新生报》的犯人,现在是县里广告公司的老板。只要在外面碰到他,他们还是叫他大队长,要招待他吃饭。

最让他懊恼的是那些思维被犯人带着走的管教。曾经有管教被犯人唆使着带他们出去在老百姓赶集时偷钱,然后分赃;也曾经有犯人唆使管教放他出去,然后也没收到钱;还有的犯人在外劳动时,看到路边卖水果的妇女,就把裤子脱光了大摇大摆走过去,然后趁妇女扭头蒙脸时偷别人箩筐里的水果,而管教则在一旁放风,看着是否有领导出现……

发现这样的管教干部,他总希望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留情面。但这并不容易。不少干警都跟各级领导沾亲带故,软磨硬泡地往下压他。人情大过王法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是个特殊单位。

他工作起来总是全身心投入。长期亏损的四大队,他去了一年后,便有了30多万元的利润。他去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离不开他。那些大队之所以扭亏为盈,离不开他的“整风”,而他严肃的“整风”也给他带了不少“风言风语”。他发现要好好地干成一件事真的好难。总是把一个大队干得有起色之后被迫离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当老师好,单纯。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每当他累得瘫在床上的时候,她会帮他脱下警服,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休息一会儿。她会把他疲惫的头枕到枕头上。

游嘉良在教育科当了三年科长。

入监队和出监队都归教育科管。在别人眼里,这是疗养的大队,没有生产任务。可游嘉良不喜欢待在教育科,教育科和生产大队在他眼里的区别好比“京官”和“封疆大臣”。他喜欢在生产第一线。月底时能够完成任务,让大家拿到奖金,自己得到表扬,尽到当大队长的责任,这才能让他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