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第2/3页）

海南泡沫。当地产商们的资产开始大幅缩水时，他却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移栽树木、精心培育“名人山庄”上。他错过了调整自己资产的最后时机。好几次，他放弃了重要的商业谈判，匆匆赶回家乡，只是去买棵树。生意伙伴摇头叹息，说如果邢诒前不离开他那个什么该死的保护区，就完蛋了。

邢诒前开始建设自己的生态文明示范村时，突然没钱了。他发现自己用完了所有的存款和现金，从那天起，他开始节俭度日。第二年，他回到香港，凑了70万港元，其中相当部分，是妻子的私房钱。返回海口后，他听说某个地方有很好的树可能被砍伐，立刻赶到那里。结果，他不但买了树，还花钱给村里修了路。本应用于挽救危局的钱，就这样又没了。

日子一长，村里打鸟的人也就少了。到后来，有个村子决定，发现打鸟者，罚款100块。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在已不能支持自己大手大脚的紧张预算里拿出1000元让人送去。他说，人都需要奖励，何况是村子。

他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对于困难有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他感到困惑。

“那时候教我们要大公无私，要助人为乐，可我现在这么做了，却被富人们视为一个失败者，一个笑话，而媒体则把我塑造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有时候，他也觉得媒体挺逗。

“他们会来征询你的意见，但不会听你的。”他咧嘴一笑。

“有一次，一家报纸将写好的稿子发传真过来，让我确认稿件是否有问题，我在旁边写上‘此文万万不能发表’发过去，可没过两天，他们还是按原文发了。”

那报纸并没说他什么坏话，因为没有人会忍心说他的坏话。只不过，他觉得媒体不断强化他“失败者”的悲壮形象对保护区将来的发展不利。

五

有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原来当富翁时的生活。

那阵子，城里的大酒楼里常常可以听见自己喊“埋单”的声音。吃的是龙虾、鲍鱼，喝的是茅台、XO，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很久都没喊“埋单”了，但他仍然喜欢请人吃饭。

傍晚来临时，他常常会在白鹭湖边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老榕树下招待那些来看望他的人吃饭。忙碌的“人物们”不来了。围坐的客人换成了附近溜达过来聊天的村民，曾经一起跟他到处买树的老员工，被好奇心和验证感驱动而来的记者，感情质朴却又心事重重的志愿者……

鱼顿顿有，每天从湖里捞。炸的、煮的、蒸的，味道鲜美，百吃不厌。运气好时，能赶上蘑菇汤。加点盐，做成汤，奇鲜无比，蘑菇是从林中发现的，可遇不可求。

“环保的事我已经关心过了，如果我做的一切，丝毫没有唤起那些有能力的人继续环保的话，那不是我的悲哀，那是社会的悲哀。”一天晚饭后，他突然声音低沉了下来。

“你说这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他试图通过更大声量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你知道我的烦恼有多大吗？关心、感动、理解、支持我的，给我打电话，写信的都是普通人，而真正能改变环境的富人却是在破坏和掠夺。我是一个想到、说到并做到的人，但在现在的富人眼中，我却是失败者，是一个笑话。一些外地自愿者来这里帮我干活，你说，我对得起他们吗？我面对他们，能不感到惭愧吗？他们在这里没有物质上的奖赏，也没有精神的奖赏，我想给他们这些，可我给不了他们，看到他们每天默默无闻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

“只要喝二两酒，我就开始说真话。”他开始兴奋起来，让他的脸变得越来越红的是北京产的“牛栏山二锅头”。

他说，不能再让自己镇定下来了。他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事儿的时候，邢诒前喜欢到周围的村子里走走。村子里很安静，古树参天蔽日，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学习了，路边放牛养猪的都是老人，只剩下老人。他常来看看他们，让他们知道，他“老板前”还在这里。

只要他进村，老人们黝黑的脸就会变得生动起来。他们都会主动从屋里出来跟他说说话。

他们记得“老板前”的好。

员工也都记得他的好，尽管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时常横眉立目地大声叫喊。但十多年来，“老板前”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

六

“老板前”是好人。所有人都喜欢他做的事，除了他最亲的人。

这几年，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面对父亲和妻子的抱怨和责骂了。但他不会忘记那一次。他从香港返回“保护区”，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手机响了，是妻子从香港打来的。他把车停到路边。他听到她在电话那边号啕大哭。他听到一声从未听过的号叫，从灵魂深处迸发的歇斯底里的号叫。她绝望了，因为他离开时，悄悄拿走了她300元港币。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似乎要永远改变了。果然，为了自己和3个孩子每个月在香港1.5～2万港元的生活费，这个曾经的亿万富翁的太太在餐馆洗了四年盘子。她希望丈夫从来没建过什么保护区。

还有，就是父亲。谁都不想伤害自己父母的情感，他也不想。电视台把父亲请去采访。父亲在电视里骂他是不孝之子，这让他很难过。

“我父亲在电视里哭，难道是我喜欢的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伤他的心，可电视台为什么把我父亲哭的镜头拍得那么长？”

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时，眼睛已经红红的。他攥紧拳头，咚咚地敲打着桌子，愤愤然地说：“说不好听的，电视台这是玩弄人性。”

他曾给文昌市的市长写了一封信。信里，他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方面欠我的款项，总共有数百万元之多。几百万元的沉淀在我的事业遭受了挫折的今天，足以使小企业一蹶不振了。”

市长批示说：“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难能可贵。困难是暂时的……”

有时，文昌市甚至海南省的官员，也会来这里参观他所干的这个“大事业”。他们会说一些鼓励的话，给他授予一些“爱琼赤子”、“福造楷模”、“文昌市特别荣誉市民”的称号。学生们也会不时地由学校组织过来参观，因为这里已经是“青少年环境保护教育基地”。

不久前，他寻思，应该利用这地方赚些钱了，因为好多人都在批评他没有让这里形成良性循环。他开始在湖边一片风景最好的区域搭建餐馆、吧台、茶楼，还像其他的度假村那样建起小木屋，那是他亲自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