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Do基金，感性的产物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由于当时信号中断，所以直到15日，很多人才看到震后画面，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孩子们从废墟中被挖掘出后的嚎哭，动人心魄。我看了不到三分钟，就做出一个决定：捐款2000万给汶川。

事后想来，这纯粹是一个感性的本能决定。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没有进行任何理性的分析，而是那些灾后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催生了我的决定。

心学大师王阳明说，所谓致良知，无非就是你面对一件事情时，不经任何思考而做出的直接反应，就如同条件反射一样。如果你面对一件事时有了思考的能力，那说明你的良知纯度不高，因为任何事情经过思考、分析和琢磨后，就不是良知的本体，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感性或者说是良知，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时光流逝，我越来越对当初那个感性决定感到骄傲。

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当天我就和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见面。他出其不意地问我：“你想怎么把这2000万捐出去？”

我一愣，心想，捐款而已，难道还需要什么方式吗？

会长告诉我，捐款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把钱捐出去，什么都不管了；一种方式是成立个基金，长期做慈善。

我脱口而出：那肯定长期做慈善。

会长语重心长地说：“长期做慈善说得容易，做起来可是很难的。你要考虑清楚。”

我说：“我考虑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长期做慈善比转山还不容易，你成立个基金就等于有了公益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必须要有人专门专心去做这件事，找基金资助的公益项目，并对整个项目进行监督，还要有其他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

当时有人曾问我，面对汶川，没有人不会动心，捐款也在意料之中，可即使比你有钱的人，也很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下定决心捐2000万，你当时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吗？

我不诧异于朋友的提问。当我们在做一个相对大的决策后，外人会很惊讶，其实我们本人是心平气和的，因为这个决策背后已经有了积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2008年决定成立I Do基金之前，我和我的公司已在慈善的路上。我们先后捐助了多所图书馆和小学，捐助各基金会和组织倡导的很多公益行动。

然而，在成立I Do基金之前，无论是哪种慈善，其实都是零零散散。成立I Do基金后，我才真正把慈善当成一个专门的事业来做。如果说做慈善在成立I Do基金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区别，那么我可以说，之前，我做的是捐款的慈善；之后，我做的则是亲力亲为的慈善。

基金成立一天后，我就决定去汶川。出发前一晚，有朋友从汶川打来电话说，如果你来汶川，就请带点人血清蛋白来，因为伤者太多，急需人血清蛋白。

我连夜联系了所有朋友，发动了全部社会关系，终于在第二天中午，获得了20支人血清蛋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我们终于在当天晚上9点抵达绵阳520医院。

到了医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人血清蛋白原来是一种为截肢患者及重病患者，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使用的，我的心马上揪起来了。当我看到被人血清蛋白救助的两位重症儿童时，也是我在地震后第一次真正见到身上写满了地震痕迹的孩子！

两个都是女孩，蜷在雪白床单里面，一个失去了左臂和右腿，一个非常伟大，本来已经逃出，却因为再次返回营救同学截掉了双腿。正是这次送药，让我知道了背后更加震撼人心的故事，北川中学整整一个班的同学，都被埋在地下，整整70多个小时，他们喝墨水，啃课本，维持着体力，对十几岁的孩子，重创的身体和巨大的恐惧，消磨着意志，有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有人被救回后，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再也没有好转。

40多个孩子，只有6人挺了过来，居然是靠了周华健的一首《朋友》和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出去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其实，我这个人，最看不得孩子受罪，永远没办法对孩子说“NO”。在地震之后，幸存下来的孩子在一年之内经历了无数次大手术。每次大手术后，孩子们都会因为疼痛失去继续坚持的勇气，这时候我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第一时间冲到医院去陪她们，听她们发泄痛苦，疏导她们的情绪，用耐心和爱让她们平静，让她们看到康复的希望。

我对孩子们的关爱，也由最初的冲动变为责任，最终转化成一种亲情。我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亲力亲为的慈善所带给我的感动。当我看到她们小小的身体里竟然蕴藏了那么坚韧、强大的力量。看到她们坚持过来，并且战胜了那么多的心理阴影，从心底真正地站起来，真正地快乐起来，我的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

正是这种责任感、成就感，支撑着我在未来的慈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与李亚鹏一起看望两个经历汶川大地震后康复的女孩。

在阿里参加I Do基金的慈善活动时与孩子们在一起。

孩子们的笑容让我们心里暖暖的，我们带去的物资也许很重要，但带去的希望则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