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豪之死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29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1号。

作者是带着一种惭愧的口吻悼念好友伯豪的。他说:“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所以文章在回忆两人交往时,时刻不忘拿自己来和好友对比,而不是只泛泛地讲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样作者选择事例就有了一个标准,而文章也就有了一个主线。不掩人善,这也说明作者的谦虚。

但是伯豪的求学之路还是终止了。作者惋惜自己“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但是伯豪在社会上过得并不如意。他为生活奔波,英年早逝。在文章结尾处,作者将他在学校的感叹推广到人世,这样,伯豪的死尤显沉痛。

伯豪是我十六岁时在杭州师范学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这师范学校。这一年取入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为甲乙两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缘,我与他被同编在甲班。那学校全体学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监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编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的各班学生都含有。这是根据了联络感情,切磋学问等教育方针而施行的办法。

我初入学校,颇有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之慨。我的领域限于一个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尽在一只抽斗内。此外都是不见惯的情形与不相识的同学——多数是先进山门的老学生。他们在纵谈,大笑,或吃饼饵。有时用奇妙的眼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所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觉得很不自然。望见斜对面有一个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样也是新生。我就开始和他说话,他是我最初相识的一个同学,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杨家隽,他是余姚人。

自修室的楼上是寝室。自修室每间容二十四人,寝室每间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顺序相同。这结果,犹如甲乙丙丁的天干与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渐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寝室。我与伯豪便是如此,我们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墙壁。当时我们对于眠床的关系,差不多只限于睡觉的期间。因为寝室的规则,每晚九点半钟开了总门,十点钟就熄灯。学生一进寝室,须得立刻钻进眠床中。明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着警笛,往来于长廊中,把一切学生从眠床中吹出,立刻锁闭总门。自此至晚间九点半的整日间,我们的归宿之处,只有半只书桌(自修室里两人合用一书桌)和一只板椅子的座位。所以我们对于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觉得很可恋;睡前虽然只有几分钟的光明,我们不肯立刻钻进眠床中,而总是凑集几个朋友来坐在床沿上谈笑一回,宁可暗中就寝。我与伯豪不幸隔断了一堵墙壁,不能联榻谈话,我们常常走到房门外面的长廊中,靠在窗沿上谈话。有时一直谈到熄灯之后,周围的沉默显著地衬出了我们的谈话声的时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众人皆睡,而我们独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寝。

伯豪的年龄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记不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攀交伯豪,并不是能赏识他的器量,仅为了他是我最初认识的同学。他的不弃我,想来也是为了最初相识的原故,决不是有所许于我——至多他看我是一个本色的小孩子,还肯用功,所以欢喜和我谈话而已。

这些谈话使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切起来了。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个师范学校。”他问我:“为什么考了三个?”我率然地说道:“因为我胆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学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到这种大学校里来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还好,我在商业取第一名,中学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为什么终于进了这里?”“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伯豪对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觉得很得意。后来他微微表示轻蔑的神气,说道:“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我没有回答。实际,当时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师训,校规;此外全然不曾梦到什么自己的宗旨,诚意,志向。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我究竟已是一个应该自觉的少年了。他的话促成了我的自悟。从这一天开始,我对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对于学校所指定而全体学生所服从的宿舍规则,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又当晚上九点半钟,许多学生挤在寝室总门口等候寝室总长来开门的时候,他常常说:“放犯人了!”但当时我们对于寝室的启闭,电灯的开关,都视同天的晓夜一般,是绝对不容超越的定律;寝室总长犹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权,谁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这种话,不但在我只当作笑话,就是公布于全体四五百同学中,也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尤其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好学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发冷,似乎要发疟了。但这是寝室总门严闭的时候,我心中连“取衣服”的念头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询知了我的情形,问我:“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寝室总门关着!”他说:“哪有此理!这里又不真果是牢狱!”他就代我去请求寝室总长开门,给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调养室去睡。在路上他对我说:“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我们认真是兵或犯人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