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人（第2/3页）

当然，这一推论只不过是神父无数推论中的一个，他很快就用另外一种观点对这一推论进行驳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卡夫卡的某些意图。

看门人与乡下人的关系可以使我们马上联想到《城堡》中K与信使巴纳巴斯之间的纠葛：K要获得土地测量这一工作的正式许可（进入法的大门），就必须争取到信使巴纳巴斯的帮助。因为巴纳巴斯的职责就是在K与城堡官员克拉姆（看门人所指称更高一级的官员）之间传递信件。在K的眼中，巴纳巴斯是属于城堡的，就像看门人是属于法的一样。因此，K到了后来就把进入城堡、与官员克拉姆见面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巴纳巴斯身上。而对于信使巴纳巴斯来说，正是因为K的到来，他才得以获得在K与克拉姆之间传递信件这样一个差事。

他的心里也许一直都在企盼着K的到来，以便获得这个职位。随着K的离去或死去，巴纳巴斯作为一个信使的职责也就到此为止。巴纳巴斯承担了为整个家庭洗刷罪名的艰巨任务，他比K更迫切地要求接近城堡当局，正是因为K的到来才给了他全部的希望。因此，K与巴纳巴斯的关系是一个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欺骗的悖论关系——他们两个人都深陷在一个毫无希望可言的巨大的骗局之中。与乡下人看门人这个寓言一样，K最后通过巴纳巴斯的姐姐奥尔珈之口获悉了全部的真相，而巴纳巴斯却像看门人一样，对于这样一个骗局一无所知。

卡夫卡所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状况：每一个人物都不比另一个人物更优越，实际上他们都是废墟的影子。每一个人物的暂时性的地位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在《诉讼》中，负责逮捕K的那两个法的官员，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俨然是法的代表，拥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但是到了小说的第五章，这两名办事员却遭到了更高一级官员（鞭笞手）的鞭打，还需要他们逮捕的对象K来帮他们求情。他们的地位比K还不如，他们从事这个职业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吃掉“罪犯”的早餐（抓捕一般都于凌晨进行）。再比如，《城堡》中奥尔珈的父亲原先也是城堡当局的一位卑微的官员，正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属于法，属于城堡的，所以城堡当局举办的一个节日就成了他自己的节日，他有理由显示出某种优越感，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穿上漂亮的裙子来欢度“他们自己”的节日。但正是这个节日中一点小小的变故，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一个官员变成了一个“罪犯”。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象征物，毫无疑问，这个象征就是《地洞》中的那个可怜的小动物：它们局限在自己的天地中，捱过的是一段被称为“生活”的囚禁生涯。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寓言。看门人是属于法的，他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对乡下人做出任何暗示。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去这么做呢？神父的回答是看门人的好奇心和自负，甚至还有点头脑简单。因为这个看门人生来就比较容易让人亲近，性格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他的所作所为显然不符合法的要求，因而是“犯了规”。而在卡夫卡的词典中，有一个专门的词语，用于描述这种“越权”或“犯规”，这个词就是“孩子气”。

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讲述方式几乎都是一个深刻的悖论。不是绝望，而是荒谬或让人无所适从，像地洞中老鼠一样，不停地忙碌，最终筋疲力尽、一无所获。尽管对于K来说，失败的命运往往一开始就注定了，尽管这种荒谬现实的铁幕坚实而沉重，但亦并非毫无缝隙。“孩子气”有时就是对抗这一铁幕的出其不意的方式之一。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解读和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极其重要。就乡下人和看门人的这个寓言来说，乡下人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法”的正式许可上面，而看门人则明白地暗示他，这种正式的许可也许永远不会降临。这个可怜的乡下人没有能够理解看门人的暗示，也许是他“中毒”太深，让人不免感觉到，他的灵魂和躯体作为法的奴隶，已经明显地染上了废墟的色彩。我们反问一句，当时如果这个乡下人像看门人暗示的一样，不顾他的阻拦，直接闯进去，结果又将如何呢？在这个寓言中，卡夫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一假设已经超越了寓言意义的疆域。但我想，就卡夫卡的整体创作而言，他一直在试图说出或暗示出这个答案，至少他在尝试着对这样一个动机进行思考。

在《城堡》中，奥尔珈的妹妹，那个有点淘气、任性、倔强的阿玛丽亚就做出了“乡下人”没有敢做出的举动。卡夫卡对此的解释仍然是孩子气。当城堡的某一位官员粗鲁地向她“求爱”，用肮脏不堪的情书试图简单地征服她之时，阿玛丽亚的举动属于一种性质严重的“犯规”。她竟然撕毁了那位官员的情书，勇敢地进行了反击。顺便说一句，这位官员之所以会如此无理地向阿玛丽亚“示爱”，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行为本身就属于规则的一部分。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当阿玛丽亚孩子气的行为发生之后，城堡当局、家庭、邻里和社会组织结构所感受到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从此之后，阿玛丽亚的整个家庭都陷入了《诉讼》中K所一度面临的处境：等候判决。不同的是，K很快就遭到处决，而阿玛丽亚一家的判决书却始终没有下达，惩罚也迟迟没有来临。但不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我们知道惩罚的前提是有罪，惩罚的后果则是宽恕，因此阿玛丽亚一家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然后才谈得上接受惩罚，最后才是宽恕。卡夫卡的幽默感在于，阿玛丽亚一家人费尽心机所要获得的结果恰恰是证明自己有罪，就像《诉讼》中的K一路小跑奔向法庭的举动一样荒谬而可笑。

我们应该还记得，在《诉讼》中，当K去找画家了解自己案情的可能结局时，画家告诉了他两种结果，有罪判决和开释处理。其中开释处理又分为三种方式，即无罪开释、诡称无罪开释和延期审判。从K的结局来看，他不幸走入了第一种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而其他几种方式，《诉讼》中则没有机会展开，而《城堡》则多少弥补了这一空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城堡》是对《诉讼》的一次丰富和重写过程，两部作品的主题有着重要的承继关系。《城堡》中的K虽然不像《诉讼》中的K那样被明确判定有罪，但他始终没有获得生存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合法亦可称为“有罪”，K的所有挣扎无非是取得这个“合法性”，但“判决”却被无限期地推延了。我觉得，《诉讼》与《城堡》可以互相参照起来阅读。关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后面还要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