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

土地测量员K被城堡的迷宫折腾得筋疲力尽时，偶尔会想起自己的家乡。

淡淡的怀旧感尽管是稍纵即逝，可仍然向我们敞开了一段秘密。对于K来说，城堡所在的这个村庄是一个过渡性的落脚点——他接受邀请来工作。也就是说，他有来历，也有去处，城堡只不过是他人生中的某个无关紧要的客栈。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假如K感觉到城堡并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假如他事事不顺，工作毫无进展，他完全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或回到家乡，或另谋高就。K的情人弗丽达就曾经向他建议，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双双远走高飞。当K站在肮脏的雪地上遥望他的家乡时，K是否会想到这个“离开”的计划，我们不得而知。而且K从未就弗丽达的建议作出任何回答（也没有向读者作出解释）。反正他是呆了下来，把一个客栈似的异地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假如K向我们作出解释的话，他又会如何说明这其中的原委？

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与《诉讼》中乡下人与看门人的寓言联系起来考虑。前面我们也曾讲到，乡下人要进入法的大门，他就必须获得法的许可，他为了获得法的许可，在那里等了一辈子，直至死去。临死前他向看门人所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为什么别的人不要求进法的大门？我们也可以问（事实上我们一直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法的大门不让他进去，他回到乡下岂不是也可以吗？或者他干脆冲进去看看有什么结果，是不是也要比在法的门口老死要好呢？通过比较，我们知道，这个寓言与《城堡》中K的故事的主题是一样的。这里涉及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乡下人、K和卡夫卡。

乡下人之所以为了一个合法进入法门的正式机会而在等待中死去，按照神甫的解释，他是被欺骗了。也就是说，他以为只有一条途径（等待），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必须进这扇大门，但实际情况是途径不止一条（看门人曾屡次暗示他，希望他明白这一点），他也完全可以不进去。遗憾的是，乡下人直到临死之前才要求获知真相。他意识到真相已经太晚了。假如早一点知道，他还会坐在门前死等吗？K的身份要复杂得多，他也不像乡下人那么纯朴。与《诉讼》中的乡下人一样，他竭尽全力地为自己所从事的土地测量这一工作寻求合法性，他也许无数次地想到过离开，何况他还受到了恋人弗丽达的催促，但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从表面上看他具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与乡下人相比他的自愿性更为强烈。那么，K这样做——老死在这个陌生的异乡，一如乡下人老死在法的门前，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他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去回答，先来看看卡夫卡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如何。

卡夫卡在与马克斯·布洛德闲谈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指的是绝望的个人充满自杀念头的世界）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倒霉的一天而已。布洛德追问道：这么说，除了世界的这个表现形式之外，还是有希望的？卡夫卡笑了，他回答道：“噢，有充分的希望，无穷无尽的希望——只不过不属于我们罢了。”

这段对话历来为很多卡夫卡的研究者所重视，也曾被广泛引用。不过仔细想一想，这段话多少还是有些费解的。我知道，有许多人会从“时间”或“绝望的暂时性”这样一个古老的角度去分析这段话，从而得出结论说，卡夫卡的意思是说，困难是暂时的，上帝在这一天情绪不好（恰好被我们遇到了），并不意味着他的情绪永远坏下去。因此，我们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上帝的情绪会好起来，我们应该耐心等待……我以为这种理解中包含着极大的谬误，甚至可以说完全曲解了卡夫卡的本意。因为果真如此，卡夫卡为什么又加上一句“希望不是我们的”呢？这最后一句话该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卡夫卡把“我们”看成是另一类人。这些人的悲剧性恰恰是因为他们拥有了非凡的记忆力。也就是说，一个莽撞的人说不定径直走进了法的大门，不管是否得到许可，他就有可能获救；另一类人在城堡里没有得到工作的许可随即离开了那里，并顺带拐走了克拉姆的情妇，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无论是卡夫卡，还是K，他们却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只能选择留下来挣扎，等待，直至死去。

卡夫卡无疑是揭示了个体在这个世界上的绝望与荒谬感。但这个个体是“我”或“我们”（在很多场合它只指卡夫卡本人）。他从来不说你们、他们甚至所有的人都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是“我”。是那个可怜的落入猫与捕鼠器之中的耗子，他惟一的自由是可以选择被捕鼠器抓住，还是被猫吃掉。在这里，卡夫卡显示出了他的审慎和悲悯。灾难所粉碎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中的“我”或“我们”：“我们都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充满了自杀的念头——而这些念头是上帝的脑子里出现的。”卡夫卡这样说。我们说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首先是指他对上帝（神秘经验）的记忆，这是不可磨灭的。上帝所降下的罪或灾难能够真切地被某一个有记忆力的人感觉到，当然隐秘的希望也只对这样的个体才会产生。

卡夫卡的故事是一个不发展的故事，从起点回到起点，或者说在被各种因素的纠缠中陷入了泥沼，剩下的就是一只秋千的摆动。那是写作《观察》时的卡夫卡。他很早就注意到了秋千的奇妙功用：在一个点与另一个点之间来回运动，所谓的变化也不过是摆动的幅度增大或变小而已。如果对幅度加以严格限定，它更像是一只钟摆。卡夫卡难以表达经验中传统社会的记忆与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构建的两个极端之间的摆幅。当然，这两个极端我们还可以用以下的概念来代替：出发地与目的地、生与死、爱情与绝望、罪与惩罚（或赦免），诸如此类。

最后，我想来谈谈卡夫卡笔下的那些女性，幻想中的爱情，单调的欲望。粗一看，卡夫卡的小说中的情欲描写显得露骨和肮脏。《诉讼》或《城堡》中的K，几乎是每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性都会立即表露出性的饥渴和幻想，其行为更是粗鲁和突兀，比如莱妮、比尔斯纳、法院里遇见的陌生姑娘、听差的老婆、弗丽达、奥尔珈姐妹……在《诉讼》中，K的被捕弄乱了比尔斯纳小姐的房间，他要等她回来向她道歉并作出解释。可实际的情况是，比尔斯纳小姐一回来，K就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抓住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