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尽而未尽者

二十一年前的一个早晨，萌娘自尽了，一口气吞了一百粒安眠药。得信时我和全家正站在大抄家的废墟中：我饲养的蚕宝宝被红卫兵扬弃了一地，之后又被踏成一小摊一小摊的水渍。

萌娘的自尽没有惊着谁，包括九岁的我。自尽是我那单调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某人被辱得吃不消了；被游街批斗折磨得累了；被强加在身上的无数罪名弄得自己也仇视起自己了；被众叛亲离的处境搞得自己与自己也闹起不和了，这就决计把自己结束掉。有回一对老夫妇从楼顶坠落，手拉手，着地时把挺硬的泥地砸了两个深坑。后来他们的尸首被抬走多天，还见彩色糖纸不断地自楼顶纷扬飘下。由此我猜他们是铁了心自尽，因为糖果在那时很珍贵，一下子吃掉那么多糖，显然不打算过余下的日子了。

萌娘并没有如愿地成功地死掉，当红卫兵破她门时她刚吞下最后一把药粒。我赶到医院，见阴湿肮脏的公共走廊里躺着的一具灰白人型，那便是我和许多人崇拜的萌娘。

萌娘被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父亲；萌娘也被不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那时的我不懂她文章的妙处，现在的我太懂生活之不妙而对她文章的美妙感到不可理喻。七岁的我头一回被父亲引去见萌娘时，就一下凝住了。萌娘有大大的额，圆润的面颊和脑后一个过时的发髻，这些并不足以拼凑出一个美的概念来，而我认定那就是美。七岁的我还不懂气质神韵之类，但我感到在萌娘的美面前我深深的自卑。一切可言喻的美都将深深自卑。

二十一年，足以使人们忘却萌娘的自尽，恐怕在她自己的记忆中都没剩下什么。如今淡淡地活着的萌娘已有了可观的寿数：七十五了，若容我放肆地猜一回。她眼睛几乎瞎了，等我咋唬着、热闹着走得与她额碰额，她仍是一再失败地认出我。我是谁，我是那个在你自尽而未尽时，归阴还阳无结论时守护了你若干昼夜的女孩。她全然不知我，正如她对自己赤条条经人摆弄了良久，全然不知。那时她躺在医院的走廊里，被各种输进导出的液体维系着生命，人们兴致勃勃地叫嚷着去看一位被剥净人生权力，被剥净衣服的女作家。

后来她活转来。随之我的某个失雅行为使她感到难以宽恕。再后来就是二十年的分离。

萌娘指着这里那里请我坐。屋的四壁苍白着，那冷清甚于她脸上的冷清。她丈夫的画像挂在正中，框了黑框。我迟疑着是否致个哀，或打问一句朱先生何时去的。朱先生生前是位名画家，却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吊儿郎当、风流倜傥，他很严谨，一个板眼都不错。与他相处是有敬有畏，还有些活受罪，所以我一向躲着他。我等萌娘自己向我提起朱先生的过世，她却迟迟不提。她与朱先生不很相爱，因为他们都太爱自己，太倾心自己的生涯。萌娘在自尽时连个字都没留给朱先生。但他们过得很美妙，比如胶似漆的男女们过得美妙多了。萌娘在被抢救的三个星期中，朱先生没露过面，尽管他当时也被人牲口一样撵着喝着，浑身羁绊，但不至于连到病床前问个凶吉的自由都讨不出来。开头我恨他不露面，渐渐我害怕他露面。萌娘那时的样子难看极了，不歇的抽搐使她身子曲曲扭扭；人似乎瘪了，一动，便像只挣扎起飞却不再可能起飞的残破风筝。就在那时，我有些悟出萌娘与朱先生那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的哲学。萌娘从二十一天的弥留状态苏醒时，先定睛瞅一会儿床前那灵幡一样的标语，上面宣布她的畏罪自杀是叛党叛国云云。然后她便转脸瞅我。

“萌娘……”九岁的我僵笑一下。后来才弄清，她的视力被药物毁了。

“谁来过？”她问我。

我说谁也没来过。其实谁都来过，除了朱先生。谁来都被我的尖叫止住了步。待我将萌娘赤裸的身体以那脏得发黏的被单遮盖得严丝合缝，才容他们走近。想想吧，我怎么能让一个奇迹般的生命，一个以她的著作给人智慧、诗意、审美享受的精灵，突然变成被和盘托出的一具肉体？况且是一具被扭曲得没了原形的肉体？！……她的书是那样深奥，无人能探到那底蕴，而这肉体却如此一目了然，似乎让那些曾在遥远的地方崇拜她的人们一眼识破了所有的谜。

“哦……”萌娘舒了口气。谁都没来过，尤其朱先生不来，令她大大舒出这口气。假如我实话实说：“她躺的这条走廊每天川流不息着三教九流；医生护士在她身上做各类治疗时就当她是具标本而毫不顾及她的尊严、廉耻，将她暴露给好奇的猥亵的无数眼睛，她绝对会再次朝自己下手，而且会干净彻底地下手。我瞒住了一切：当我向医生护士，叫医院的军管会恳求将萌娘的床挪进病房时，他们告诉我她无资格住进病房。她本是死有余辜的，还在意什么羞辱。若萌娘知道实情，她会再干一次，干得会彻底些，不像这回留如此难堪的残局让这世界来收拾。我不愿讲二十一天里我怎样寡不敌众地与多少人搏斗过。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冲着无知觉的她又喊口号又挥着拳头时，我只是紧紧按住遮盖萌娘的那条被单。那一刻，九岁的我对人这东西看了个透。一个丑恶的传说在城里不胫而走：某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光身子的女作家萌娘，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奔来了。每人只要往臂上套个红臂章，或在这里贴张标语，喊喊口号挥挥拳头，他就有借口在此地逗留，直等到那条被单被貌似正当的理由揭去。我感到九岁的自己渺小极了，被人们那样省力地就拎到了一边。我不知多少次对他们喊出“求求你们”，谁都没有闲暇顾及我的哀求：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头到脚细细剁了一遍、斩了一遍。

那时我怨你，萌娘。你不该等听到红卫兵砸门、知道自己劫数已定才开始拧开药瓶。那已太晚了。你抱着一丝希望：“自杀可以威慑住他们，从而躲过一场使你身心崩溃的批斗。你没有诚意去死，只是想躲，只是想以自杀来作个缓冲。当红卫兵发觉你手里紧攥的药瓶时，他们便立刻剥去你的衣裳。他们在你身上做的“人工呼吸”正是你和父亲常挂在嘴上的，所谓的“斯文扫地”。但那时我不懂我的怨，只觉一股极窝囊的情绪，自萌娘起死复生的一刻滋长了出来。那尊严和廉耻的丧失便是我理想的丧失；他们用眼睛糟蹋萌娘身体的同时便是掳走了我心灵的贞洁。

一年后萌娘从乡下回来，瘦而黑，似乎落去了一半头发，大额变得格外显著。她进出仍被人押解着，据说是怕她在悔过自新前再自尽。那时作家协会门口矗立着一座水泥钢筋的牌子，我和一群同龄的孩子常攀上去，顺口编些歌谣一唱就是一天。那类歌谣没一句不脏不野。尽管没人听懂我们的指天骂地，但我们冲天的委屈毕竟得到了发泄。萌娘走过来时，我不再吱声。我注视着她胆怯而迟疑地向前迈进的双腿，以及本能地伸向前方的双手。由此我判断她的视力已糟透，一行动手先摸索起来。泪烧灼着我的鼻腔和眼眶。所有孩子们都随我静下来，因为那些歌谣主要是我编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