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与理智[1]

一

我应当告诉你们，以下的文字是四年前我在巴黎国际哲学学院一个讲习班上的演讲稿。因此，这里有一些过头的话；同样因为这一点，作家生平方面的材料也显得不足，但在我看来，对于一般的艺术作品分析而言，生平材料是无关紧要的，尤其在你面对外国听众的时候。无论如何，这些文字中的代词“你们”是指那些对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抒情和叙事力量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但是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些基本情况。

罗伯特·弗罗斯特生于一八七四年，卒于一九六三年，享年八十八岁。他只结过一次婚，有六个孩子；年轻时他很贫穷；他先是种地当农民，后来在几所学校里教书。他很少出去旅行，直到晚年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他一生主要居住在东海岸，在新英格兰地区。如果说生平能够解释诗歌，那么他的生平就不该产生出任何诗歌来。然而，他却先后出版了九部诗集，其中第二部《波士顿以北》还是在他四十岁时发表的，他因此成名。那是在一九一四年。

此后，他的事业稍稍顺利了一些。但是，文学声誉并不意味着畅销。恰在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弗罗斯特的作品开始受到普通大众的关注。一九四三年，美国战时图书理事会将五万份弗罗斯特的诗《进入》分发给驻在海外的美国军队，以鼓舞士气。到一九五五年，他的《诗选》已出至第四版，你可以说他的诗歌也已获得国家级的地位。

的确如此。在《波士顿以北》发表后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弗罗斯特获得了一位美国诗人所能得到的几乎所有奖励和荣誉；在弗罗斯特去世前不久，约翰·肯尼迪曾邀请他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作。伴随认可的自然也有大量的嫉妒和反感，这些东西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弗罗斯特传记作者的行文。不过，无论是奉承还是反感，两者都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即几乎完全误解了弗罗斯特所代表的一切。

他通常被视为一位乡村诗人，乡间歌手，一个具有民间气质、有些粗犷、爱说俏皮话的人，一个年老的绅士加农夫，对世界的整体看法是正面的。简而言之，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就像苹果派那么地道。公平地说，他通过一生中无数次的公开演说和采访恰恰投射出了这样的自我形象，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这一角色的认同。我认为，这样做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因为这些品质原本就是他固有的。究其本质而言，他的确是一位美国诗人，不过，要弄清这种本质的构成以及“美国诗人”这一概念的内涵，或许就不得不去谈一谈作为整体的诗歌。

一九五九年，在纽约的一场为罗伯特·弗罗斯特八十五岁生日而举行的宴会上，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里奥奈尔·特里林^{[2]起身举杯，说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一位可怖的诗人”。当然，他的话引起了一定的骚动，但这个修饰语却选择得十分准确。}

此刻，我希望你们能对“可怖的”和“悲剧性的”这两个词加以区分。你们也知道，悲剧永远是既成事实^{[3]，而恐怖则总是与预测有关，与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负面潜质有关——与他感知到自己能够做出怎样可怕的事有关。弗罗斯特的强项恰在于后者。换句话说，他的立场与诗人作为悲剧主人公的欧洲大陆传统是根本不同的。而正是这一不同使他成了一位“美国人”，既然没有更好的术语，只好暂用此词。}

从表面上看，他对他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大自然，持一种非常正面的看法。仅凭他“熟稔各种乡村事物”这一点，就的确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然而，一个欧洲人接受大自然的方式却与一个美国人接受大自然的方式有所不同。温·休·奥登曾在一篇有关弗罗斯特的短论(或许是关于诗人弗罗斯特的评论中最好的一篇)中谈到这一不同，他的大意是：当一个欧洲人想与自然相遇时，他会走出自己的农舍，或是走出聚满朋友或家人的小旅店，一个人傍晚去户外散步。如果他遇见一棵树，那么这就会是一棵因为历史而知名的树，它是历史的见证人。这位或那位国王曾坐在这棵树下，想出这样或那样的法律，如此等等。树立在那儿，枝叶发出沙沙声，像是在引经据典。我们的这个欧洲人会感到心满意足，有些若有所思，他的精神爽快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因这次与树的相遇而有所改变，他回到自己的旅店或农舍，发现朋友或家人一如方才，于是继续享受这段开心的时光。如果走出门来的是一个美国人，他也遇到一棵树，那么这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相遇。人和树面对面站着，各自都带有原始的力量，没有任何关联：两者都没有过去，谁的未来会更好，则胜负难料，两者机会均等。基本上，这是人的表皮与树的表皮的相遇。我们的这位美国人返回他的小木屋时会满心困惑，如果不是感到震惊或恐怖的话。

显而易见，这是一幅浪漫的漫画，但它着重勾勒出了两者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我在此想表达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将后者称为罗伯特·弗罗斯特自然题材诗歌的实质。对于这位诗人来说，大自然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更不是人类戏剧舞台上的背景，而是这位诗人的一幅可怖的自画像。现在，我打算从他的一首诗开始，此诗收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诗集《一棵见证树》里。我打算道出自己对他这些诗句的观点和意见——其中的一些还可能是很阴郁的——而不会去考虑学术上的客观性。我能够为自己提供的辩护是：一，我的确非常喜欢这个诗人，并打算如实地将他介绍给你们；二，这些阴郁看法的起因部分地并不在我，是他诗中的积淀使得我的大脑阴郁了起来，换句话说，我的阴郁源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