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把心交给读者[1]（第2/2页）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胃秘诀的话，那也只有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2月3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六，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徐某某可能表示“抗议”说：“我上面还有长官”，我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我也只是讲讲话，骂骂人。执行的是别人，是我下面的那些人。他们按照我的心思办事。总之，这一伙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学所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