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第5/5页)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