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平静的生活与不平静的写作（第2/3页）

不平静的写作

一谈到不平静的写作，所有人都会想到我有三四本书被禁。《夏日落》、《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还有刚才一进门就有人问我的去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四书》，在中国已经“旅行”了十五六家出版机构，均未有出版之可能。《受活》和《坚硬如水》，又都是备受争议的小说。如此，我就变成了一个在许多地方一提起我，大家都要说的“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尤其在海外，这样的介绍，好像是给了我巨大的荣誉与褒奖。无论我的作品被禁还是被争议，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把禁书当成荣誉和信任。必须要明白，禁书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禁书和被争论不能和优秀作品画等号。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禁书，但那部伟大作品中有伟大的灵魂和良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被禁，那是荡气回肠的关于人的灵魂被魔鬼煎熬的杰作。还有美国作家米勒的《北回归线》、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拉美作家略萨的《城市与狗》、博尔赫斯被禁的短篇小说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雪》，等等，这些被禁的作品，确实堪称伟大和杰作，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但被禁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常规情况是，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出版物被禁止出版，或出版后禁止发行或再版。以小说而论，这不等于说你的小说被禁、被争论就是好作品，不等于说你的小说就对人、灵魂、现实有巨大的关注、爱和悲悯。从艺术上具有独立的个性与探索精神这个角度去说，以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为例，它确实是世代都被争论的一部伟大小说，到今天，在中国还不能公开出版，可从文学角度去说，其中许多关于性的描写，也确确实实有多余之感。以我自己来说，在被禁掉的小说中，《夏日落》在中国的军事文学中有一定意义和价值，但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中去看，那也就是一部还不错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而已，达到那个艺术水准的中国小说不知有多少。《为人民服务》影响巨大，可那是我不太满意的作品，其故事和《坚硬如水》的相似性让人不可忍受，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坚硬如水》，你们就会明白这两部小说孰高孰低。这几本书，相比之下，《丁庄梦》和《四书》要好一些。从艺术探索及和中国现实的结合上说，在这些书中，最不理想的是《为人民服务》，我最满意的是《四书》。

关于不平静的写作，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谈那些被禁之作的“不平静的风波”。这里，关于不平静，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决定了我写作的不平静——是现实，是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国今天的现实——我总是反复去说——每一个作家也都会认同，那就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荒诞性、深刻性远远超出我们作家虚构出的文学故事的荒诞、复杂和深刻。换句话说，生活比文学更丰富，生活比文学更文学，生活比虚构更虚构。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小说故事更为引人和揪心。你们在澳大利亚道听途说的、在网上看到的，哪一件事情不惊心动魄、离奇古怪，而又实实在在呢？

中国没有平静的现实。到今天，全国的煤窑还在不断塌方死人、瓦斯爆炸，死10个、20个人都算不上大新闻。毒奶粉、苏丹红鸡蛋、地沟油、假发票，人们谈论、评价的语速没有事情的频繁发生快，最后变得这些事情如果不发生倒是有些不可思议了。拆迁中的暴力和无法可依、随意强拆，听多了就像吃米饭时嚼到了一粒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和大惊小怪的。这样不平静的现实，它如何让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写出平静如水的作品呢？沈从文的《边城》“平静”而美丽，可那样的作品鲁迅写不来。因为鲁迅全部的血流和脉跳，都和那时中国的现实是同步同台的。所以，一个作家不关注今天中国的现实，也可能写出非常有韵味，而且也备受欢迎的平静而美丽的作品来，如沈从文和汪曾祺那样的小说。汪曾祺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是我说的那种“平静写作”的代表作。而我，确实喜欢那样的作品，可又写不来，也不会特意去写那类的作品，原因就是我的出身、我的经历、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使我不能不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我写作的重要资源——我家乡的那块土地，也确实不是一块平静的土地。说到底，小说在某一方面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往往决定小说的品相。一如中国景德镇的土壤决定景德镇的瓷器；中国茅台镇的水源决定茅台酒的醇香；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决定中国炼钢厂炼出来的钢铁的好坏。我关注今天中国的现实，就只能写出那些不平静的小说，就只能有不平静的写作现实和文学生活，并非阎连科的有意而为之和追求“顶风作案”所产生的奇异与动荡。

关于不平静写作的缘故之三——我刚才说茅台酒的浆香主要是因为茅台镇的水，但不能忽视茅台酒独有的配方和酿制。用这样的水而不用它的配方和酿制之方法，到我的家乡生产肯定做出来的酒不是茅台酒，可能就是杜康酒，或是既非茅台也非杜康的另外一种酒。用景德镇的泥土到河南去烧制，那就既不是景德镇的瓷，也不是河南的钧瓷、汝瓷和唐三彩，而是非驴非马的另外一种瓷。用你们澳洲的铁矿石炼出的钢铁，日本人就能做出精细美观的轿车来，而中国人觉得这钢铁修桥、盖楼、搭那粗糙而不美观的建筑脚手架倒是很得体。这就说明，同样的材料，在不同人的手里，经过不同的工艺，其结果不仅完全不同，可能还会是南辕北辙和大相径庭的。

小说的相貌和艺术之血脉，不仅靠素材来决定，还要靠小说家的艺术个性来决定。为什么说个性就是作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那就是因为，同一故事交给两个作家会产生出几乎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来。一件小事，给了托尔斯泰可能就是一部鸿篇巨制；一件惊天大事，到了博尔赫斯那儿，可能就是一篇小小说。为什么会这样？作家的艺术气质、艺术个性和文学观决定了这一切。我是一个在小说中感受不到故事和人物有某种内心疼痛我就不会去写也无法去写的小说家。疼痛感——常常会是我写作的发动机。疼痛到无法忍受了，我就开始写作。写作是我解除疼痛的过程和医疗。巨大的疼痛是我小说的灵魂和血脉。当然，还有表现疼痛的方法、技术、经验和求新的追求。就是说，我希望用我的而不是别人的语言、叙述、结构和形式去表现那些我深感疼痛的故事和人物，去展现人在现实中的窘态、困境、荒谬和无奈。“用我自己的方法，去酿制小说中不一样的烈性酒”，这就是我写作的秘诀，这个秘诀和中国不平静的现实一道，大体创造出了我的不可能平静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