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纽约客   

一

罗莉是我在纽约时最好的朋友，和她失去联系也快10年了。有一天晚上，我枯坐在肯尼迪机场昏暗的候机室里，忽然听见潮水一般温润的熟悉嗓音。那是巴西女歌手吉尔贝托唱的《伊帕内玛姑娘》。1989年秋天，在曼哈顿下城无数间小咖啡厅里，总能听见这首歌。我顿时想起了罗莉，还有我们在下城一道消磨的无数个傍晚和黑夜。我早已不认自己为纽约人。偶尔路过，办完该办的事，即匆匆离开。此刻人群涌动，登机时间到了。但我沉浸在悠扬清亮的往昔歌声中，鼻子尖一阵阵发酸。

罗莉可以算一个纽约人了。我们认识时，她有哥哥、父亲，还有一大群中学时代的女伴。河岸高中是那些姑娘们共同的母校。因为罗莉，我知道了斯丹顿岛上的犹太人墓地、华盛顿高坡后面的城堡博物馆，还有中央公园里好几个秘密地点。那时的东村，尚有成排的破楼、荒弃楼、挤满退休波兰老太太的廉价公寓楼。整个区域尚未经历大面积拆迁或时尚化改建。简陋的一居室小公寓起价租金是500美元一个月，不是现在的2400美元。

从第八大道往西，穿过坐满酒鬼疯子和不上进大学生的汤普金公园，绕开纽约大学校园，从第六大道和西村交叉口上往南、往北或往西，有三家早已拆掉的老电影院。那里专门放映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片、日本片，或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另类美国片。5美元可连看两场。我和罗莉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名叫《波琳在海滩上》，导演是70年代的一个法国人。看完电影，我们和她的朋友简妮和爱伦一起去唐人街吃馄饨面。姑娘们祝我好运，因为两三天后我将因工作迁往旧金山。那是1991年12月。

当然，那还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她来加州看过我，我也回纽约看她。我多次问自己，一段如此美好的情谊何以突然结束，但是没找到清晰或诚实的答案。

1999年春天，我最后一次接到罗莉的电话，她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我知道她的父亲过世，留下一笔数目应该不小的遗产。有一位在我印象中极为呆木腼腆的犹太小伙儿，将成为她的丈夫。新婚的夫妇将一起搬去西北海岸城市波特兰。简妮嫁给了西班牙人，早已搬去欧洲。爱伦吸食海洛因过量，于两年前死在一所医院。

我们谈了一些抽象话题，比如我的文化身份、生活去向，她新发现的藏传佛教信仰等等，但话不投机。

挂上电话以前，罗莉忽然激动起来，她说：“我就是你的家，我是你在美国的家！当然，你再也不肯回家了。”

我没参加罗莉的婚礼，却把她的姓名、电话从我的地址簿上抹去了。后来我想，罗莉说得也没错。她是我和纽约，甚至我和美国之间一条最基本的感情纽带。今天，我已不知她住在哪里，是否有了孩子，丈夫对她好不好，我亦不再将纽约视为第二故乡。

二

与罗莉做朋友那几年里，我从未绞尽脑汁去琢磨文化归属不归属的问题。我们爱看的电影包括法斯宾德、塔可夫斯基和香港警匪片。这种趣味的穿梭，同西村通向布鲁克林的地铁车厢上各种肤色的人群一样自然而且真实。罗莉的父亲是一位和蔼的犹太医生。70年代末期，因为一些早期中美交流，她父亲曾带着一家人来中国短暂行医。那段经历确立了罗莉对中国人的长期怀恋甚至憧憬。

那时年轻无知的我，丝毫不了解犹太人复杂曲折的集体历史，以及他们与一般美国白人在心态和认同感方面的深刻差异。前民权运动领袖、1984年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杰克逊曾脱口说出“纽约是一个犹太城”，此言引发全美犹太社团的厉声抗议。究竟这番轩然大波何所由来，我完全蒙在鼓里。

只是我注意到罗莉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似乎无穷无尽。这种情况，同我原先所了解的郊外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有明显的不同。因为罗莉对我好，她的无数表兄表妹叔叔婶婶们，便也对我都很客气。许多年后，回味那段温暖的时光，我恍然领悟到，纽约城乃至整个美国的金融、法律、报纸、医药、影视、艺术、文学、出版，也都笼罩在与罗莉家族圈十分类似的亲昵关系网里。而这不是什么阴谋，只是独特族裔文化的自然延伸。

1991年后，罗莉越来越亢奋地抒发在我看来过分激烈的女权立场；与此相伴的还有她对自己职业上缺乏成就的狂热焦虑。我承受了她漫无边际的倾诉、分析、抱怨，还有逻辑混乱的争论。这亦要怪我自己无知；神经质地诉说正是犹太民族的共同个性，恰似汉民族的虚饰和回避。

那年夏天，我出国念书后第一次回国。总体而言，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再回纽约后，我变得敏感、激愤、好斗、多变。必须承认，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使罗莉无所适从。我嘲笑她对中国事物的天真爱好，刻薄地批评周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与此同时，只要罗莉的犹太朋友谈及中国时流露出些许冷漠或者鄙薄，我又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并因之暴跳如雷。

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无法弥补的冲突，只是慢慢地疏远、隔膜。1995年，罗莉最后一次来旧金山看我，带上了她新结交的那位小书呆子男朋友。我讲述我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布拉格—圣彼得堡—莫斯科—北京—文切斯拉夫广场—北方的白夜—淡蓝色的斯莫尔尼宫；他们听得好奇，但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或共鸣。我巨大的兴奋和激动，在他们那儿，就像沉入静水的石头；两圈浅浅的涟漪，之后是凝固和沉寂。

三

20年前，我是个签证过期的中国留学生、打工仔。罗莉从未嫌弃过这些。她向我张开双臂，邀请我进入她的世界。那是一个慷慨、率真、热闹，又比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顿岛本身。

几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来到这里。从灰色的海面上，罗莉的祖父母望见淡蓝色的自由女神。那时的华尔街楼群，不如现在这般自恃或嚣张，或者还包含些许古朴和优雅。对罗莉和其他那几位姑娘的祖辈来说，这儿是一段艰苦旅途的终点，生命和奋斗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晕船、呕吐和担惊受怕之后，在逃出战火、迫害、分崩离析的家园之后，他们不可能得出任何别样的结论。在这儿，他们繁衍、劳作，并把相同的信念传给儿孙。这片新的土地，是梦想的起点和终点。

哪怕在最不开心的时候，年轻罗莉的圆脸蛋上，也还是时时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气的微笑：乐观、热情、固执、过分地自以为是。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认定，我会把纽约和曼哈顿作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和终点，从肉体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认土地和命运的曲折、回转、断裂、多变。她这种心态并非出于某种浅薄的优越感，而恰恰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负，也太分裂，对罗莉的一片真诚，我理解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