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耐尔   (第2/2页)

托洛茨基与罗莎关系奇特,既互不相让又惺惺相惜。罗莎遇害后,托洛茨基曾寄予深情的赞词。也许正因为他们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历史才将他们的姓名和思想紧紧拴在一起。两人最后遇难的方式,也神奇地类似——头颅骨被敲碎——惩罚那颗不安分的脑袋。

那一连串小国家,各有引人肃然起敬之处,亦各有必须防范之处。搭上火车,三四个小时就能穿越一条新的国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国家的人民,为何不爱互访,特别是老年人。也许是几十年的积怨、血腥的记忆,或者干脆就是没头没脑的势利和轻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在过去100年里,他们各自的边界,不是坚固的城墙,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滚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100年前,作为独立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并不存在。

我慢慢还发现有些不便随意触碰的话题,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远的、隐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开始冒出污黄色的气泡。不是完全针对解体了的苏联,或是消散了的红色意识形态,更多更主要的,是针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共同的种族。

不止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欧洲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灾难,总归与“他们”有关。不论是金融大亨,还是赤色激进分子,“他们”总是要破坏和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最习惯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个国家。

我不太相信这些话。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罗莎和考茨基不可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法国、英国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这意味着,各国的工人大众总体而言支持祖国和政府。这也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为了老板和将军们,开始了自相残杀。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这一天已经破灭和死亡。

罗莎生于1871年,与巴黎公社那个短命的组织同年,与那首响彻全球的《国际歌》同年。她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与社会民主党决裂,成立了另一个党,取名“英特纳雄奈尔”,这个词的意思是:无产者的国际主义。

这是罗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线。法西斯主义者对所谓“犹太国际阴谋”的解释失之肤浅。不能否认,作为个人,他们真诚而无私。在无意识中,他们背负着那个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灵和悲剧命运,虽然他们自己不能承认。

后来德国战败,亦爆发革命,但情况完全没有朝着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罗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不乐观,但是,为了不背弃同志和同伴,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20年。

在柏林梯尔公园西南角,罗莎的尸体被士兵抛入运河。在她的纪念雕塑旁,有人手抄了她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个女人的口才和雄辩,不逊于托洛茨基:

柏林恢复了稳定吗?你们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稳定”建在沙滩上。明天,枪炮声再度响起;你们将吓得面无人色。一声嘹亮的号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来临:这是我,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