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答《延安文学》特约编辑周瑄璞问（第2/5页）
我向来不与其他省市作比较，更不做排列名次的愚蠢事。一个省的gdp是可以排列的，文学是难以如此排位的，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一位高人对中国当代文学排出各地域的名次来。我倒是想强调一点，可以称得文学重镇的省有许多，绝不止陕西一家。我们不能把自己囚在潼关以内自吹自擂自我欣赏，更不可自己给自己排座次，文坛毕竟不是水泊梁山。自信是进行艺术创造最可靠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素质，而自吹“自排”却滑到不健全的心理形态去了。
周院很多人对您文学的师承很感兴趣袁拉美文学尧俄罗斯文学尧欧洲文学中袁您受哪一块文学的影响更深呢钥 有没有具体到哪一位或哪几位作家钥
陈：我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是赵树理。我在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上知道了赵树理，并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了已出版的赵树理的几本书，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借阅文学书籍。两年后《创业史》在《延河》连载发表的时候，我崇拜的第二位中国作家柳青，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是崇拜和敬重。崇拜一个作家，主要是接受其作品的熏染和影响，还有对他的精神人格的仰慕和尊敬。我接受翻译文本的影响也比较早，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即初中二年级），借着暑假阅读了《静静的顿河》，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当时给农业合作社的牲畜割草挣工分，坐在村子背后的山坡上，常常把脚下的灞河川道想象成顿河草原。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持续阅读苏联作家的作品，高尔基不用说了，萧洛霍夫的长篇和短篇我几乎全部读了，还有柯切托夫写苏联50年代以后的七八部长篇。再如瓦西里耶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沃罗宁等名家的作品，凡翻译过来的都读了。也读过包括海明威、杰克·伦敦等美国作家的作品。还有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全部翻译小说。到80年代中期，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我又读了拉美几个国家几位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我还是以为《百》是最耐得阅读的史诗。所有这些我曾经喜欢的作品，都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很难分清谁更深谁次深或谁重谁轻了。这些作品不仅提升我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扩展我的艺术视野，也扩展我看取生活和社会的视角。我曾在前年末写过一篇较长的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获得《长江文艺》年度奖。
周院您爱不爱诗歌钥 您和诗歌的关系怎样钥 对当代中国诗歌有了解吗钥
陈：我在爱上文学的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写诗。我一直写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不断向报纸副刊投稿诗歌和散文。《西安晚报》一位副刊编辑对我谈话，让我往后以散文写作为主，先行突破，再触类旁通。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诗歌写得不如散文。我后来就侧重写散文和小说了，仍然忍不住时常会写点诗歌，却不敢投稿。当我的短篇小说引起关注（7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不再写诗歌了。直到90年代以后，偶尔写点古体诗或词，却因平仄的难以把握而受制。
我对新诗比较隔膜，很少读，对诗歌的现状和态势一片茫然。
周院我们发现袁在陕西男性作家中袁作家本人和男主人公的身上袁儒家文化的痕迹非常多袁表现为牺牲尧退让袁顾全大局袁甚至他们处处在维护这种观念遥您是不是这样的呢钥 用现代眼光来看袁他们的软弱和胆怯将会何去何从钥
陈：我还真没有注意更没有研究陕西作家儒家文化痕迹多了还是少了的事。如果你的这个“发现”能够成立，那么如你例举的“牺牲、退让、顾全大局”这些观念，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人（包括作品中的人物）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负载使命和责任，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顾全大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个人利益上退让，这是儒家精神，既是这个民族千古以来推崇的高尚人格，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崇敬且延续着的精神和美德。各个民族都出现过这种精神品质的不朽典型。我崇敬这样的精神，但我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也不应丧失这种人类共同的道德操守。
你用“现代眼光”一看，怎么把儒家文化一下子就归入“软弱和胆怯”的范畴了。“软弱”和“胆怯”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儒家文化所摒弃的不齿的秕谷。无需动用现代眼光，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推崇过“软弱胆怯”作为子孙的心理建构，也没有听说世界上哪个民族和国家把“软弱胆怯”作为民族精神去推广。
周院有研究者发现袁陕西主要的男性作家作品中被肯定的女性形象多为勤俭克己尧泥土式的人物袁这是不是中国农耕文明对你们造成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袁你们对女性的价值取向不自觉地形成了袁女人是男人的泥土遥 如您的叶白鹿原曳中着墨不多的白嘉轩的姐姐尧朱先生的妻子袁但您对她进行了完全的肯定与礼赞遥 请您说一下在您心目中她与小娥的区别袁她们代表着你们男性作家心目中怎样的女性评价钥
陈：我同样没有注意研究陕西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共性，更不敢妄论是否“多为勤俭克己、泥土式的人物”，亦不知“女人是男人的泥土”这样“价值取向”是从哪儿归结得来的。你既然以《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为例，那么我就只能作自我阐释，不敢妄论别的作家和作品，是否如你所说的那种印象。
首先得把我和朱白氏暂且分开说。我写的朱白氏是一位贤妻良母，是我塑造的那个时代中国人道德规范里理想的一位女性。还用我啰嗦她与小娥在我心目中的区别吗？我只想告诉你写作这两个人物时的不同感受，写到朱白氏时几乎是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几乎不太费多少思索就把握住这个人的心理气象和言语举止，因为太熟悉了。而投入到小娥身上的思索，不仅在这本书的女性中最多，也不少于笔墨更多的另几位男性人物。我写到小娥被公公鹿三捅死，回过头来叫出一声“大呀”的时候，我自己手抖眼黑难以继续，便坐下来抽烟许久，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然后才继续写下去。我在朱白氏和小娥身上投注的笔墨有何“区别”，还用得着我说出abc等条文么？不仅这两个人物，还有白灵，还有被封建道德封建婚姻长期残害致为“淫疯”的冷先生女儿。我写了那个时代乡村社会不同家庭不同境遇下的几种女性形象，我自觉作者投入情感最重的两个女性是田小娥和白灵。前者是以最基本的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能去实现反叛，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想想近两千年的封建道德之桎梏下，有多少本能的反叛者，却不见一个成功者。活着的小娥反叛失败，死了的小娥以鬼魂附体再行倾诉和反抗，直到被象征封建道德的六棱塔镇压到地下，我仍然让她在冰封的冬天化蛾化蝶，向白鹿原上的宗法道德示威……你竟然不体察我的良苦用心。白灵是以一个觉醒了的新女性反抗白鹿原沉重的封建意识的人物，她不仅决然弃除包办婚姻，实行自身的婚姻解放，更着意在她对白鹿原和整个中国旧制度的反叛，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我对这位女性投注的笔墨里的情感是最热烈的，区别于对所有人物的文字色彩。这除了纯粹的作品人物个性气质对作家文字的制约之外，难道没有作家的感情倾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