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

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对大学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少，因此才产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初想以学德国语文学为主系的想法。我之所以选了希腊文而又没有去上课的原因是，我一度甚至动了念头，想以欧洲古典语文学为主系。后来听说，德国文科高中毕业生一般都学习过8年拉丁文和6年希腊文。我在这方面什么时候能赶上德国高中毕业生的程度呢？处于绝对的劣势，我怎么能够同天资相当高的德国大学生去竞争呢？我于是立即打消了那个念头，把念头转向德国语文学。我毕竟还是读过Holderlin的诗的中国大学生嘛。

正在彷徨犹豫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我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教授开课的课程表。我大吃一惊，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我看到了Prof. Waldschmidt开梵文的课程表。这不正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那一门课程吗？我在清华时曾同几个同学请求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他回答说，他不开。焉知在几年之后，在万里之外，竟能圆了我的梵文梦呢？我喜悦的心情，简直是用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于是我立即决定：选梵文。

这一个决定当然与我在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一件事是分不开的。没有当时的那一个因，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果。佛家讲“因缘和合”，谁又能违抗冥冥中这一个规律呢？我不是佛教徒，我也并不迷信；但是我却认为，因缘关系或者缘分——哲学家应该称之为偶然性吧——是无法抗御的，也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说我毕生的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发轫的话，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发轫。我多次说过，我少无大志，干什么事情都是后知后觉。学术研究何独不然！此时距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又半，我的年龄已经到了25岁，时间是1936年5月13日，“学习簿”上有准确的记载。

上第一堂梵文课是在5月26日，地点是大学图书馆对门的著名的Gauss-Weber-Haus，是当年两个伟大的德国科学家Gauss和Weber第一次实验、发明电报的地方。房子有三层楼，已经十分古旧，也被称为“东方研究所”，因为哥廷根大学的几个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研究所都设在这里。一楼是古埃及文研究所和巴比伦亚述文以及阿拉伯文研究所。二楼是印度学研究所、中东语言（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研究所、斯拉夫语言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虽然在楼上，上课却有时在楼下。所有这些语言，选的学生都很少，因此教室也就不大。

梵文课就在楼下的一间极小的教室里上。根据我的“学习簿”上的记载，我Anmeldung的时间是1936年5月26日，这也就是第一堂课开始的日子，也是我开始学习梵文的时候。选这一门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然而教授却照上不误。教授就是我毕业的恩师Ernst Waldschmidt。他刚从柏林大学的讲师位置上调来哥廷根大学充任正教授。他的前任Emli Sieg教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刚刚由于年龄关系离任退休。Waldschmidt很年轻，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岁。他的老师是梵文大师、蜚声全球的Heinrich Luders教授。Luders在梵文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古代梵文碑铭研究方面，是一代泰斗。印度新发现的碑铭，本国的梵文学者百读不通，总会说：“到德国柏林大学去找Luders。”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在柏林留学时也是Luders的弟子，同Waldschmidt是同门，Waldschmidt有时会对我提起此事。在德国梵文学者中，Waldschmidt也享有崇高的威望。Sieg就曾亲口对我说过：“Der Luders ist ganz fabelhaft!”（这个Luders简直是“神”了）Waldschmidt继承师门传统，毕生从事中国新疆出土的古代梵文典籍的研究。这些梵典基本上都属于佛教，间亦有极少数例外。此外，他对中亚和新疆古代艺术也有精深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插入一段话，先讲一讲德国，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对一般东方学，特别是对梵文研究的历史和一般情况，这对于了解我的研究过程会有很大的帮助。德国朋友有时对我说：“德国人有一个特点，也可以算是民族性吧，越离他们远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这是德国人的“夫子自道”，应该说是可靠的。据我个人的观察，这话真是八九不离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从时间上来看，离开他们很远，所以他们感兴趣；因此，欧洲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德国堪称独霸。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古代东方对他们很遥远，所以他们更感兴趣；因此，德国的东方学也称霸世界。后来一些庸俗的政治学家，专门从政治上，从德国一些统治者企图扩张领土的野心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虽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实际上却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在研究学问方面，民族的心理因素决不能低估。

德国立国的时间并不太长，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时间就更短。可是从一开始，德国人就对东方感兴趣，这可以算是东方学的萌芽吧。许多德国伟大的学者都对东方感兴趣，主要是对中国和印度。Leibniz（1646年—1710年）通晓中国和印度等东方主要国家的典籍和学问。Hegel（1770年—1831年）、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1860年）等都了解东方学术，后者的哲学思想深受印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Goethe，1749年—1832年），对东方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思想推崇备至，简直到了迷信的程度。读一读他的文学作品，就能够一清二楚。他的杰作《浮士德》一开头就模仿了印度剧本的技巧。他又作诗歌颂印度古诗人迦梨陀婆的《沙恭达罗》，想把这个印度剧本搬上德国舞台。再读一读他同艾克曼的《谈话录》，经常可以读到他对中国或印度文学的赞美之辞。他晚年对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占不到什么地位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的高度赞扬，也是人们所熟知的。

德国的梵文研究是什么情况呢？在欧洲，梵文研究起步很晚，比中国要晚上一千多年。原因很明显，由于佛教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对梵文的研究以后就跟踪而起；虽然支离破碎，不成什么气候，但毕竟有了开端。而欧洲则不然，直至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入印度，才开始有梵学的研究。“近水楼台先得月”，按理说，英国应当首开其端。英国人Walliam Jones确实在18世纪末就已把印度名剧《沙恭达罗》由梵文译为英文，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但是真正的梵学研究并未开端。开始的地点是在法国巴黎。一些早期的德国梵文学者——从他们的造诣来看，可能还算不上真正的学者——比如早期的浪漫诗人Friedrich Schlegel（1772年—1829年）就曾到巴黎去学过梵文。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Franz Bopp（1791年—1867年），是一个德国学者，他也学过梵文。传统的比较语言学都是以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最坚实的基础的。因为在所有的印欧语言中，这几种古老的语言语法变化最复杂、最容易解剖分析。后来的语言语法变化日趋简单，原始的形式都几乎看不出来了，这大大地不利于解剖分析，难于追本溯源以建立语言发展规律。一直到今天，相沿成习，研究比较语言学的专家学者，都或多或少必须具备梵文知识。德国有的大学中，梵文讲座和比较语言学讲座集中在一位教授身上。此外，建立比较文学史的学者Th. Benfey（1809年—1881年），也是一个德国人。他对印度古代梵文名著《五卷书》（后来传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国家，改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进行了追踪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史，实际上也可以算是比较文学的前身。他当然也是个梵文学者。19世纪，世界梵文研究的中心在德国，比较语言学的中心也在德国。当时名家辈出，灿如繁星。美国的梵学研究的奠基人Whitney是德国留学生。英国最伟大的梵文学者MaxMuller（1823年—1900年），是《梨俱吠陀》梵文原本的校订出版者，他也是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