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维多利亚、伊芙琳和米歇尔的故事：恢复健康的秘密（第3/7页）

她大约35岁，瘦瘦高高，外表英姿飒爽很吸引人，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一副典型的高级金领的模样。她的服装也华丽地反映出她的生活水准：香奈儿套装与皮包，爱马仕丝巾，古奇鞋子，劳力士手表，还有一条钻石项链。但是每当我望着她的眼睛时——这并不容易，因为当她注意到我在凝视她时，她的双眼立刻开始闪躲——我看到了无尽的忧伤。她脸上的光芒来自闪烁的钻石，而不是来自她的内心。

“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们见面握手时，她说了这句话。她坐下来，双手在膝上时而交握，时而放松，非常焦虑的感觉。我立刻知道她只是在做简单的陈述，她的声音反常的高亢。

“我很不快乐。”

在一阵沉默之后。

“继续说。”我加把劲催促她。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欢笑。”

这句很正经的话，听起来却怪怪的。然后我想起来这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对白。病人有时候会引用别人的句子，这样就用不着说自己的话了。那是一种防卫，想要遮盖自己真正的感觉。我等她继续说，但又是一阵沉默。

“以前我很喜欢我的工作，现在却非常厌烦它。以前我很爱我的丈夫，但我们也离婚了，当我不得不去见他时，简直连看他一眼都受不了。”

“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我问道。

“从自杀炸弹事件发生之后。”

这个出乎意料的答案让我一时瞠目结舌。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会随着亲人之死而忽高忽低——当然后来我知道伊芙琳的父亲在她很年幼时已经过世，或是因为失去了工作——显然这也不是伊芙琳的问题；或者是长期的病痛——毋庸置疑伊芙琳相当健康。

自杀炸弹？说实在的，除非一个人真的碰上了这件事，否则很难说是一种直接的刺激。

她开始哭泣，“可怜的犹太人，可怜的犹太人”。她深呼吸了一口气带着哭腔说道。“可恶的阿拉伯人！”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句骂人的话似乎没头没脑，只表示着内心压抑的仇恨。

“那你是犹太人喽？”我问道。

“百分之百的犹太人。”

“你的父母，跟你的态度一样吗？”

“不，不，不，他们并不虔诚，虽然我也一样。但是他们不关心以色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国家，而阿拉伯人却想尽办法要毁掉这个国家。”

“你丈夫呢？”

“他宣称他是犹太人，但他也不关心以色列。这也是我憎恨他的原因。”

她开始与我对望，或许是因为我面对她的躁怒仍能保持冷静。

“你知道吗？我已经失去所有的胃口，不管是对食物、性、爱或生意都是。我的心中充满挫折、沮丧、不安，我无法入睡。我知道我需要心理治疗，你的名气很大，请帮助我。”

“这么说来，你很清楚这些怒气与焦虑的来源了？”

“我要找回以前的快乐。”她低下头来带着哀怨的语气说道，"我去看电影，买东西，睡觉，我想和正常人一样享受我的生活，但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那些可怕的袭击，我太讨厌那些阿拉伯人了。我也痛恨联合国，尽管我知道他们在做好事，但他们被反犹太主义者（anti-semite）左右。每一票都在反对以色列。我知道我反应过度了，也应该关心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些可恶的阿拉伯人！他们怎能杀死犹太人的宝宝？我哪有办法关心其他的事情呢？

我们先尝试了传统的心理疗法，探索她的童年时代，但是造成她愤怒与焦虑的原因并非来自童年。因此她同意采用回溯疗法。

她陷入了深度的催眠状态，我开始指引她：回到过去的时光中，回到你开始生气的那一刻。这是我所能引导的最远时期，至于她自己则可以随心所欲挑选她要回溯的时期。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用一种非常雄浑的声音说着，身体坐得直直的，带着怀疑的神色，“我是个纳粹军官，隶属特勤组织，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负责监督把犹太人塞进运送牛马的货车，将他们载往波兰的集中营，然后他们全都会死掉。如果任何人想要逃跑，我就将他们一枪毙命。我不喜欢这么做，并不是我在乎昂贵的子弹，我们已经被告知要尽量节约用量。”她的叙述是如此冷酷无情，但却掩饰不了语气中隐藏的恐惧慌乱，以及微微颤抖的身躯。身为德国军人，她可能觉得杀这些人算不了什么；但身为伊芙琳，这些记忆却让她生不如死。

我已经发现，如果想要确认某些特定人群的转世，那么宗教、种族、国籍或文化背景是重要的指标，另外，有一些人转世后很可能会成为前世中憎恨的人，他们在过去世中对这些人有偏见、暴力或仇视的行为，今生好像注定来补偿的，出于这样的经验，我一点也不惊讶伊芙琳曾经是个纳粹军官。在今生，她热衷于支持以色列的行径，只是在补偿前世作为德国人时对犹太人的仇视与暴行。不过她补偿过头了，她对犹太人的憎恨现在转变为对阿拉伯人的憎恨，难怪她会感觉到焦虑、挫折与沮丧。要抵达疗愈的终站，她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伊芙琳又回到德国那一世的另一个阶段的人生。同盟国的军队已经进入波兰，她在一场惨烈的战役之中死亡。当时她在死亡之际回顾自己的一生，感觉懊悔自责，内疚万分，但她还是得以重回人世，以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学到了教训，同时还要补偿过去在德国那一世所犯下的过错。

我们都要灵性，我们其实都是宇宙的一分子，不论是德国人或是犹太人、基督徒或是阿拉伯人，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但显然伊芙琳还没有学会这个概念，所以她心中的恨意并未消失。

“我想做一个实验，你有兴趣吗？”我问她，这时我已经将她带回了现实。

她立刻同意了。

她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双手也不再焦虑地扭曲着。她期待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