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二十一

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审讯到此结束。他并未宣布休息，希望能尽快结束此案，于是当即请公诉人发言。他指望这位公诉人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会怜悯在场各位。然而，副检察官既不怜悯自己，也不怜悯他们。副检察官天生愚蠢，更不幸的是，他中学毕业时得过金质奖章，在大学里他因写了论罗马法的地役权的论文而得奖，因此特别自命不凡，自鸣得意（他在女人方面得到的成功更使他志得意满），由于这些原因，他的愚蠢就变得格外出众。听到让他发言，他慢慢地站起来，显露着他那穿着绣花制服的优美的身躯。他将两只手按在斜面高桌上，微微低下头，扫视了一遍法庭，但目光避开被告，然后开始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承办的这个案件，”他开始发表在宣读各种报告和文件期间准备就绪的演说，“是一种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罪行。”

根据他的想法，副检察官的发言必须具有一种社会意义，就像已经出名的大律师所作的著名的发言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妇女：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西蒙的一个妹妹，另有一个马车夫，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那些名律师当初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副检察官的原则就是要永远站在自己位置的高处，也就是要深刻洞察犯罪心理影响，揭露社会弊病。

“诸位陪审员先生，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世纪末的罪行，它带有可悲的腐败现象的各种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中那些处在这个腐败过程的所谓特别强烈的射线之下的分子，已经受到腐败的影响……”

副检察官说了很久，他一方面要把事先想好的所有警句无一遗漏地记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他丝毫不能停顿，必须使自己的发言在一小时零一刻钟内不停顿地、滔滔不绝地一泻千里。他只停顿了一次，久久地吞咽着唾沫，可是他立即又重整旗鼓，以口若悬河的雄辩弥补了这一间歇。他一会儿用温柔取悦的声音说话，这时倒动着双脚，眼睛望着陪审员，一会儿又用平静的公事公办的声音，眼睛不时地瞧一下他的笔记本，一会儿改用高亢的谴责的声音，时而对着旁听者，时而对着陪审员。只有那三个被告，虽然他们眼睛紧盯着他，他却不瞧他们一眼。在他的发言中引用了当时流行于他们这个圈子里的各种最新学说，这些学说不仅在当时，而且现在仍被视为最新的科学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括有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1)，塔尔德(2)，进化论，生存竞争论，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3)，颓废论。

据副检察官判断，商人斯梅利科夫是强壮、纯正的俄罗斯人的典型，具有俄罗斯人宽厚的本性，他由于轻信和宽宏大量而落入极度腐化的那些人的陷阱，成了他们手中的牺牲品。

西蒙·卡尔京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是受压制却不敢反抗的人，没有教养，毫无原则，甚至没有宗教信仰。叶夫菲米娅是他的姘妇，也是遗传的牺牲品。在她身上可以发现人性退化的所有特征。引发犯罪并起主导作用的是玛斯洛娃，她本身就是颓废派现象最卑劣的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说，也不瞧着她，“受过教育，我们在法庭上听过她的女掌班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会写，她还懂法文。她，这个孤女，大概携有犯罪性格的胚胎。她在有知识的贵族家庭长大成人，本来可以凭诚实劳动生活，但是她抛弃了她的恩人，沉湎于情欲，为了满足这种情欲进了妓院，在妓院的同事中她以自己所受的教育而走红，更主要的，正如你们，诸位陪审员先生，在这里听她的女掌班说过的，她善于用一种神秘的特性操纵嫖客。这种神秘的特性近来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明白，被定名为‘暗示’。她就是凭着这种特性控制了俄罗斯壮士，宽宏大量而又轻信的萨特阔(4)，豪富的客人，她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是盗窃他的钱财，然后是残酷地剥夺他的生命。”

“唉，他这是在胡说八道，”庭长笑着侧身对那个神色严厉的法官说。

“可怕的蠢物，”板着脸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时候副检察官扭动优雅的细腰，继续说道，“这几个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但是你们的判决将对其产生影响的这个社会的命运也部分地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要深切地注意这个罪行的意义，关注像玛斯洛娃这种所谓病态个体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保护社会不受传染，要保护这个社会中的纯洁健康的分子不受传染，避免经常性的死亡。”

副检察官仿佛肩负着未来判决的全部重大责任，显然，又被自己发言所深深陶醉，终于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他的发言除去雄辩的色彩，剩下的中心意思便是：玛斯洛娃施催眠术征服了商人，获得了他的信任，带着钥匙去客房取钱，本想全数拿走钱财，却被西蒙和叶夫菲米娅抓获，只得与他俩平分。此后，为了掩盖自己犯罪形迹，又与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并在房内将其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结束后，一个身穿燕尾服、露着半圆形宽阔的白色硬衬胸的中年律师从座位上站起来，发表振振有词的演说，为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俩花三百卢布雇请的律师。他为他俩开脱，将所有罪责推到玛斯洛娃身上。

他驳斥了玛斯洛娃所说的她在取钱时博奇科娃和卡尔京金在场的供词，他坚持说，作为被揭发为投毒犯的玛斯洛娃，其供词无足轻重。律师说，两个勤劳正直的人，有时每天能从客人处得到三五卢布小费，故能攒下两千五百卢布的钱。商人的钱款系玛斯洛娃所窃，早已转交别人或者甚至遗失，因为当时她处于不正常状态。投毒一事纯系玛斯洛娃一人所为。

因此，他请求陪审员们认定，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并未犯盗窃钱款罪。如果陪审员们认定他们犯有盗窃罪，那么也不要认定他们参与投毒和预谋。

律师在结束发言时故意刺激了副检察官一番，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的高论虽然阐明了遗传学上的若干科学问题，但在这个案子中并不适用，因为博奇科娃的父母身份还不得而知。

副检察官像要咬人的狗似的发出短促的唔唔声，恼怒地在纸上记录着什么，带着轻蔑的惊讶的神情耸了耸肩。

接着，玛斯洛娃的辩护人站起来，怯生生地、结结巴巴地为她辩护。他不否定玛斯洛娃参与盗窃，只是坚持说她并无毒死斯梅利科夫的意图，她给他齑粉，只是想让他吃了睡觉。他想乘机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简略地评论起来，说玛斯洛娃受人引诱而堕落，那个引诱她的男子至今逍遥法外，可她却要承担堕落的全部沉重的责任。可是这个辩护人在心理学领域的漫游并未获得成功，反而使大家都为他害臊。当他结结巴巴地说到男人的残忍和妇女的孤立无援的时候，庭长有意为他解围，请他发言紧扣案件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