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 一（第2/2页）

不过，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她自己把话岔到这上面去了，因此回答她时，不能不提到罗佳现在在什么地方；当他们迫不得已回答得大概不能使她满意并引起了她的怀疑的时候，她忽然变得异常伤心、忧闷不乐、沉默寡言，这样的心情持续了很久。杜尼雅终于看出，很难瞒过她了，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某些事情最好绝口不谈；但是情况越来越清楚：可怜的母亲猜疑到一件可怕的事了。同时杜尼雅也想起哥哥的话来，说什么在最后决定命运的前一天，也就是跟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发生了那一幕后的夜里，母亲听到了她的梦话：当时她有没有听出什么来呢？有时经过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忧闷不乐、沉默寡言和暗自流泪之后，不知怎的，病人常常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她忽然大声地说话，几乎不停地谈到自己的儿子，谈到自己的希望和未来……她的幻想有时是很怪的。他们都安慰她，附和她（说不定她自己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都在附和她，不过安慰安慰她罢了），但她还是谈下去……自首后，过了五个月，犯人被判决了。拉祖米兴一有机会，就去探监。索尼雅也去探监。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杜尼雅向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不会是永久的；拉祖米兴也这么说。这个计划在拉祖米兴那年轻而狂热的头脑里确定下来了：决心在三四年内尽可能打下未来的社会地位的基础，甚至要积蓄些钱，迁到西伯利亚去，那里天然资源很丰富，但工人、办事人员和资本很缺少；在罗佳将去的那个城市里定居下来……他们一同开始过新的生活。他们离别时都哭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最后几天陷入了沉思中，他详细地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忧虑不安。他甚至为她十分烦恼，这使杜尼雅不安起来。他得知母亲心情反常的详细情况后，变得忧闷不乐了。不知为什么，他对索尼雅总是不大说话。索尼雅利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送给她的一笔钱，早已置办了行装，准备跟随一批包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内的流放犯同行。她从来没有跟拉斯柯尔尼科夫谈起过这件事；但是双方都知道，事情将会是这样。临别时，妹妹和拉祖米兴都热烈地证明，以后他出狱时他们在一起将会多么快乐啊。他对这些话只报以怪异的微笑，并预料母亲的病情不久会恶化。末了，他和索尼雅一同上路了。

两个月后，杜涅奇卡跟拉祖米兴结婚了。婚礼冷冷清清的。但是来宾中间有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和左西莫夫。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拉祖米兴的神态像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杜尼雅盲目地相信，他能够实现自己的一切计划，而且不能不相信：这个人显示了铁的意志。顺便说说，他又上大学去听课，以便修毕大学课程。他们俩都不断地作出未来的计划；他们俩决定于五年后迁到西伯利亚去。在那个时候以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索尼雅身上……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兴高采烈地为女儿跟拉祖米兴结婚祝福；可是他们结了婚后，她似乎变得更抑郁、更忧虑了。为了使她快乐，拉祖米兴还顺便告诉她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帮助过一个大学生及其年迈体弱的父亲的事；又告诉她，罗佳去年为了救两个幼儿而被火烧伤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个消息使得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本来已经失常的精神几乎异常兴奋。她不断地谈到这两件事，而且在街上还逢人便说（虽然杜尼雅经常伴随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铺子里，只要有人听，她就大谈自己的儿子，大谈他的文章，大谈他怎样帮助过一个大学生，怎样在失火时被火烧伤了，等等。杜涅奇卡甚至没法阻止她。这除了引起这种病态的精神兴奋的危险外，也有使人想起在受审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姓名和议论这一案件之虞。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甚至打听到了从烈火中救出的两个幼儿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她。她的忧虑不安终于达到了极点。她有时突然哭了起来，经常患病，高烧发得神志昏迷。有一天清晨，她直截了当地说，照她算来，罗佳不久应该回来了；又说，她记得，跟她分别时他说过，九个月后，得等待他回来。她把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收拾了一下，准备迎接他，把准备给他住的屋子（她自己住的一间）腾了出来，抹家具啦，擦地板啦，换上新的窗帷啦，等等。杜尼雅心里很担忧，但是她默不作声，甚至帮助母亲布置屋子来迎接哥哥。在不断的幻想中、在欢乐的梦中流着泪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后，夜里她病了，到第二天早晨发高烧，神志昏迷。热病发作了。过了两星期，她死了。她在神志昏迷中吐露了一些话，从这些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她对儿子的可怕的命运的猜疑甚至要比他们所想象的严重得多。

拉斯柯尔尼科夫过了很久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虽然从他来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起，就跟彼得堡通信了。这是由索尼雅来处理的。她每月按时写信给在彼得堡的拉祖米兴，而且每月按时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回信。杜尼雅和拉祖米兴开头都觉得索尼雅的信写得枯燥乏味，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后来他们俩都认为，她的信写得不能再好了，因为从这些来信中，他们到底对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有了全面而正确的了解。索尼雅在信上所说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琐事，最简单明了地描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况。信上没有谈过她本人的希望，也没有预测过未来，更没有流露过自己的情感。她并不想解释他的精神状态和他一般的内心生活，只写了一些事实，也就是他本人的话，他的健康状况，在见面时他有什么愿望，要求她干些什么，托她办一些什么事，等等。这一切事情她都写得异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到底显现出来了，被描绘得正确而又清楚；这不会有错儿，因为全都是可信的事实。

杜尼雅和她的丈夫从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什么可高兴的事，特别是在开头。索尼雅屡次告诉他们，说他常常忧闷不乐，沉默寡言，她每次接到信，把信上所写的一切消息都告诉他，但他几乎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有时问起母亲；当她看到他已经觉察出真相的时候，她终于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使她感到惊异的是，母亲的噩耗甚至似乎没有使他感到巨大的震惊，她觉得从外表上看来至少是这样。她顺便还告诉他们说，虽然他似乎常常深思得出神，并且好像跟一切人隔绝了似的，但是对自己的新生活却抱着十分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并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改善的可能，也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处在他的境地，必然如此），虽然置身于跟从前大不相同的环境中，但几乎没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奇怪。她在信上说，他的健康状况尚佳。他去干活，不偷懒，也不多做。他对饭菜毫不在乎，但是，除了星期日和节日，平日的饭菜是十分粗劣的，所以他终于乐意接受索尼雅给他的几个钱，以便每天能喝杯茶；至于其余的事情，他请求她不必操心，他坚决地说，为他这一切操心只有使他不快。此外，索尼雅还说，他在监狱里跟其余囚犯同住一个牢房，她没有见过他们牢房内部的情形，但是她断定，那儿一定很挤、凌乱、不卫生；并说，他睡在板床上，身子下面垫了一条毛毡，他再也不要别的东西了。但他过着这么简单而贫苦的生活，根本不是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或意图，只不过是由于对自己的命运不关心和表面上的冷淡而已。索尼雅坦率地写道，特别是在开头，他不仅不喜欢她去探望，甚至几乎讨厌她，不高兴说话，而且对她态度粗暴，但她的探望到底使他习惯了，甚至差不多成为一件不可缺少的事了，所以有几天她因病不能去探望他，他甚至感到很苦闷。每逢节日，她在监狱大门口或在警卫室跟他见面，他被带到那儿跟她会见几分钟；平日他出去干活，她就到干活的地方或到工场里，或到砖厂里，或到额尔齐斯河上的棚子里去看他。至于她自己，索尼雅说，她在城市里甚至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几个可依靠的人；她在做裁缝，因为城市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所以……她在许多家庭里甚至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了；只是她没有提到，通过她，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照顾，他的苦役被减轻了，等等。最后传来了一个消息（杜尼雅在索尼雅最近几次的来信中甚至察觉出某种特别的焦虑和不安），说什么他避开一切人，又说什么监狱里的苦役犯都不喜欢他；他一连几天不说话，脸色很苍白。忽然，在最近的一封来信里，索尼雅说，他病势严重，躺在医院的囚犯病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