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4/6页）

因为时刻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于连对上层阶级的丑恶观察得最透彻，怀着强烈的愤懑。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最无情的揭露者和批判者。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他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鄙视这个贵族的贪婪和吝啬，把嘲弄这个“享尽了财产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畜生”引为快事。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瓦尔诺更加深恶痛绝：“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了多少……”但是，于连一方面痛骂这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在其上的享乐生活，一方面绝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肮脏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唱歌；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来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瓦尔诺高升时，正是于连为自己的父亲谋到了瓦尔诺留下的贫民收容所的肥缺！这在逐渐“成熟”的于连看来已经极其自然了，因为他认为：“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为自己。”

于连经常自诩“高洁”。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不卑贱。”和瓦尔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开他们的蛮横无理有上千法里远”。他甚至宣称：“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但是，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老练的伪君子”。为由教会的道路往上爬，他明明对《新约》和《论教皇》“都同样不相信”，却把它们称为“我们所有人的行动准则”。德·拉莫尔侯爵赏他一枚勋章，他就发誓“我必须按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方针行事”。他的“行事”是那样忠诚，甚至被选中担任最反动的秘密会议的记录人！

于连敢于直面人生，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和逃避现实的富凯相比，无疑更具有英雄的气概。他的英雄主义的动因，是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的野心的复杂结合，所以它必然往往是矛盾和扭曲的，例如：他声称“不能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但是，“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不过，在鼓舞着他的英雄主义的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两种“热情”中，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美人，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的法庭求饶。

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故事贯穿整个小说，是刻画主人公于连、也是反映复辟王朝后期社会风尚的重要部分。

考察于连的两次爱情，要首先撇开那些障眼的细节，瞩目于这个根本的事实：尽管经过种种曲折，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还是衷心相爱了，他和德·拉莫尔小姐还是达到了自愿的结合。这事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它是对封建门阀制度的有力冲击，对平等自由的恋爱和婚姻的大胆肯定，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热情讴歌。

司汤达笔下的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和德·拉莫尔小姐的“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的确如他所说，是小说中的一个“创举”。在《论爱情》一书中，司汤达曾把爱情分为热情之爱、趣味之爱、肉体之爱和虚荣之爱。他鄙视纯肉体之爱，认为“唯有热情之爱能使人幸福”。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大约就是他所谓的“热情之爱”，而德·拉莫尔小姐的“头脑的爱情”则近于“虚荣之爱”。看来正因为如此，于连终于被德·雷纳尔夫人的纯真之情所融化，而与玛蒂尔德在感情上始终存在隔膜。

不过，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她们在这两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温良柔弱的德·雷纳尔夫人要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必须有很大的勇气；大家闺秀德·拉莫尔小姐不顾一切地嫁给一个平民，尤需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对于连的爱都带有壮烈的意味，而且令人感到某种英雄的气息。

至于于连，他的爱情道路也是他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论在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在与德·拉莫尔小姐的恋爱中，于连身上的“公民的热情”，即他作为一个平民青年要求在恋爱和婚姻上获得平等地位的热情，都远远超过恋人的柔情。他一次次追求德·雷纳尔夫人，或者出于他平民的“责任”，或者为了嘲弄德·雷纳尔市长，或者因为要减轻她对他这个刚离开锯木厂的可怜工人十之八九会有的“轻蔑”。他要博取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是想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的公子哥儿们更有被爱的价值。这种平民青年的自尊心、进取心，乃是时代给他的爱情生活打下的烙印。当时，没有这种向统治阶级偏见挑战和斗争的热情，就不可能有爱情的平等自由。应该指出，于连在恋爱中有一些不择手段的低劣做法，例如用给德·费尔瓦克夫人寄假情书的方法刺激德·拉莫尔小姐。但依然有必要从总体上肯定，于连的两次恋爱，在复辟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小资产阶级争取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积极意义。

这就是司汤达和盘托现在我们面前的于连，带着他的全部善与恶、优点和缺点。司汤达无疑对于连满怀同情，他把自己内心最深邃的东西——他的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斗争精神，赋予了这位小资产阶级英雄；他欣赏于连，尽管他无情地指出为实现个人目的不惜投靠恶势力的于连是个达尔杜弗[15]，却还是认为这个罪犯比所有那些上层社会的正人君子要纯净、高尚得多；最后，他清醒地承认孤军奋战的于连必然失败的结局，从而昭示了个人反抗的道路行不通的客观真理。

拿在现实主义作家、资产阶级雅各宾党人司汤达手中的《红与黑》就是这样一面“镜子”：它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平民青年于连的奋斗和悲剧，透过这个典型人物，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闷、追求和厄运；它在于连悲剧命运的背景上真实地反映出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照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卑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高尔基说得好：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16]。同样，我们可以说，《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