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第2/6页）

瓦尔特·司各特和孟佐尼先生是仅有的例外，这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外省和巴黎都同样拥有读者。不过有这个不同之处：巴黎人对瓦尔特·司各特的充满了描写得太详细而又太不生动的细节的头几卷感到厌倦，相反地，这些细节却把外省人迷住了。巴黎人对孟佐尼先生关于一六二八年米兰的鼠疫和untori[2]的那些细节描写稍微有点感到厌烦，而外省人却相反，他们为之感到颤栗。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法国有过两百左右的模仿者。这些作者的所有作品都曾拥有读者，其中有些作品甚至还印过好几版，而且能够在巴黎获得读者；但是在一两年以后就完全被人遗忘了。

为女仆写的小说里，情节荒谬，那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情节恰恰是为了让主人公大显身手而特地安排的，总之一句话，正是人们用嘲笑口气称之为传奇式的情节。

外省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妇女只向作者要求能使她们感动得掉泪的离奇场面。至于导致这些场面的方法并不重要。巴黎的夫人们却相反，她们阅读八开本的小说，对离奇的情节，严厉得要命。只要有一个情节看上去好像是故意为了让主人公大显身手而安排的，她们就会立刻把书扔掉，作者在她们的眼里也显得十分可笑了。

正因为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要写一部同时在外省的女市民的卧房里和巴黎的客厅里为人所阅读的小说，实在是极其困难的事。

这就是一八三〇年法国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瓦尔特·司各特的天才曾经使写中世纪风行一时，一个人用两页来描写从主人公所在的那间卧房的窗口看到的景致，用两页来描写他的服饰，再用两页来形容他坐着的扶手椅的式样，十拿九稳可以获得成功。德·司〔汤达〕先生对这个中世纪，对尖拱，对十五世纪的服饰，完全感到厌恶，他敢于叙述在一八三〇年发生的一桩故事，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衫裙的式样。这是他的两个女主人公，因为这部小说一反至今一直遵循的规律，有两个女主人公。

更有甚者，作者还敢于描写巴黎女人的性格，巴黎女人爱她的情夫，仅仅是由于她每天早上相信自己就要失掉他。

这就是巨大的虚荣心产生的后果，虚荣心差不多变成了这个城市的唯一热情，而这个城市里的人是那么有才智。在别的地方，一个情夫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强烈的爱情、自己的忠诚，等等，等等提出保证，以及用事实向他的美人儿证明这些值得赞扬的优点，来使自己被爱上。在巴黎，他越是表明自己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越是表明他爱到崇拜的地步，他越是在他的情妇的心里把自己毁掉。这是德国人决不会相信的事，不过我担心德·司〔汤达〕先生是忠实的画家。

德国人的生活是趋向静观的，富于幻想的，法国人的生活完全由虚荣心和活动构成。

从德·司〔汤达〕的书里得出的是这样一个在美人儿们看来极其可恶的教训：在虚荣心即使没有变成热情，至少也是变成每时每刻都有的感情的文明社会里，年轻的男人，如果您希望自己被爱上，那就请您每天早上彬彬有礼地对头天晚上还是您崇拜的情妇的女人表明，您即将离开她。

这个新的办法一旦采用，就会使整个爱情对话面目一新。直到德·司〔汤达〕先生的这个所谓的发现以前，当一个情夫不知道该对他的美人儿说什么的时候，当他即将感到厌倦的时候，通常他总是忙不迭地再次投入在对最强烈的感情的保证之中，投入在狂喜之中，投入在幸福的激情之中，等等，德·司〔汤达〕先生带着他的两卷有趣的书来到，他向那些可怜的情夫证明，他们认为无足轻重的这些话是他们的祸根。根据这位作者的见解，当一个情夫在他的情妇身边感到厌倦的时候，——在这个如此道德的，如此虚伪的，因而也是如此使人厌倦的世纪里，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他最好的做法是，不如干脆承认自己的厌倦，这是一个意外事件，是一个不幸，与别的意外事件和不幸完全没有什么两样。这在我们意大利似乎非常简单，举止和言语里的自然，在意大利是理想的美；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较矫揉造作的国家，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举止和言语里的自然，是德·司〔汤达〕先生在他的小说每一个重要场面里都要重新达到的理想的美。而且仅仅根据忠于时尚的书商勒瓦瓦瑟尔放在封面上，做装饰的那个小插图来判断，还有一些可怕的场面。在这个小插图上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德·拉莫尔小姐双手捧着她的情夫的刚被砍下的脑袋。但是在达到这个情况以前，这颗脑袋曾经干过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事虽然令人吃惊，却又始终是很自然的。这正是德·司〔汤达〕先生的长处。

在通俗小说的主人公们干的那些荒唐事里，只有头一件是好的，因为它令人吃惊。其余的所有那些荒唐事都像是傻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干的古怪事，人们料想得到，不过它们毫无价值，它们是平淡的。平淡的文风是为女仆写的那些十二开本小说的巨大的暗礁。但是这种小说的作家们最大的幸运是，在巴黎客厅里让人觉着平淡的地方，对阿尔卑斯山麓的或者比利牛斯山麓的八千人口的小城来说是有趣的，对美洲和国外来说，更是如此，成千上万卷的法国小说就是这样销到那儿去的。

道德的法国在国外是不为人所知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谈德·司〔汤达〕先生的小说以前，必须说明：从一七一五年到一七八九年作为欧洲典范的法国是快乐的，有趣的，有点儿放荡的，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〇年耶稣会士、圣会和波旁王朝的统治留给我们的法国是严肃的，有道德的，阴郁的，两者之间毫无一点共同之处。至于小说，再没有比如实地描绘，不抄袭别人的书更困难的了，在德·司〔汤达〕先生以前还不曾有人敢于为这如此不可爱的社会风气写照，鉴于欧洲的绵羊般的驯服精神，这社会风气虽然不可爱，最后将从那不勒斯一直流行到圣彼得堡。

请注意我们在国外不会想到的一个困难。为一八二九年（这部小说的写作年代）的社会写照，作者就是冒得罪那些丑陋面孔的危险，因为他刻画出他们的相似之处。那些丑面孔在当时权力极大，很可能把他送上法庭，像马加隆先生和丰唐先生那样，押到波瓦西去服十三个月的苦役。

现在终于可以谈一谈这部非常有趣的小说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