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一面小红旗和斧头的微笑（第4/11页）

再说我妈妈……又过了四年，我已经进入建筑学院读书，妈妈从流放地返回了。她只带了一个小木箱，箱子里是一个锌制的养鸭女工雕像——我现在还一直保存着，不会扔掉，还有两个铝勺和一堆破袜子。“你是个糟糕的女主人，”妈妈骂我，“连缝缝补补都不会。”我当然会补袜子，但是我知道，妈妈带来的这些袜子上的破洞，是永远都补不好的。谁都补不好！我有奖学金，十八卢布，妈妈的退休金是十四卢布。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堂了：有面包吃，想吃多少都行，还有足够的茶喝。我有一件运动服，还有全棉的裙子，是我自己缝制的。在学院里，冬天和秋天我都穿着运动服，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切。如果我走进一个正常的房子，一个正常的家庭，看到人家坐在那里悠游自在，我会想，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东西？这么多汤匙、叉子和杯子……我总是被最简单的事情难住，很简单的东西……例如，为什么要有两双鞋？我对于那些东西都无动于衷，对日常生活没有要求。儿媳昨天打电话来说：“我在找一个棕色的燃气灶。”厨房装修之后，她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棕色的，家具、窗帘、餐具，一切都按外国杂志上的摆设。还要在电话机上挂个钟表。她按照广告和报纸装修公寓，一切都是在《买卖》杂志上看到的。“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以前所有人的事情都很简单，那时的生活很简朴。而现在呢？人人的胃口都填不满……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挥动着手）我很少去看我的儿子，他们家里一切都是新的、昂贵的，就像办公室。（沉默）我们之间变得陌生了，成了素不相识的亲人……（沉默）

我想记住妈妈年轻时的样子，但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生病的她。不止一次，我们互相拥抱，但是没有亲吻过，我们之间没有说过充满爱的词语，至少我不记得。我们的母亲们曾经两次失去我们：第一次是我们很小的时候，从她们身边被抓走。第二次是她们老了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孩子成了陌生人……别人改变了她们的孩子。另一个母亲养育了孩子：“祖国，就是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妈妈……”“孩子，你的爸爸在哪儿啊？”“还在监狱里。”“你的妈妈呢？”“也在监狱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监狱里，很远很远……我们从未和他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都想离开我的妈妈，逃回孤儿院。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了……她从不读报纸，从不参加游行，也从不听收音机。她不喜欢唱歌，而我唱起歌来，心脏都会跳出胸口……（轻声唱）“敌人永远无法使你/低下你的头颅/我亲爱的首都/我的黄金莫斯科……”我被街上的活动吸引，我参加阅兵日游行，我喜爱体育节。至今我还记得那种奔放的情绪！和大家一起前进，你已经成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感觉是如此幸福。但是和母亲在一起却没有。我一直就没有修补过来。直到妈妈死去之后，我才拥抱和抚摸她冰冷的身躯。她已经躺在棺材里，我心中才唤醒深深的柔情！深深的爱！她穿着旧靴子躺在那里，她连一双高跟鞋或者凉鞋都没有，而我的鞋子套不上她浮肿的脚。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说了很多安慰她的话，承认我多么爱她，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再听到了。我一遍一遍地亲吻她，说我多么爱她……（哭）我感觉到她还在这里，我相信她还在……

她走进厨房，很快就招呼我：“午餐上桌了。我总是独自一人，虽然很想和谁一起吃顿饭。”

完全没有必要回去。因为……是的……可我还是跑回去了！我太想了！五十年了……五十岁那年，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日思夜梦的地方。

那是个冬天。我经常梦见那里的冬天……外面是那么冷，连狗和鸟都看不到。玻璃蒙上一层雾气，白烟从烟囱里冒出，在空中形成一个烟柱。在夏末时节，草已经停止生长，布满了沉重的灰尘。而我……我就是想去那里。已经是改革时代了。戈尔巴乔夫……集会……所有人都上了街。人人兴高采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喊什么就喊什么，想在哪里喊就在哪里喊！自——由！自——由！不管前面有什么，反正过去的已经过去。对另外一些东西的期待，让我们急不可待……再次出现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早晨都不敢打开收音机：会不会一切突然间又结束了，一切都取消了？我一直心存疑虑。晚上，人们涌向体育场，就像在智利……对于“智囊团”来说，一个体育场足够了，其余的人都自我沉默。他们自己不来，也不被带来……报纸开始发表劳改营的回忆。他们的照片。瞧瞧那些眼睛！劳改营里人们的目光！它们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沉默）我做出了决定：我要去，我要回去！为什么要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须去……我安排了假期，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但是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我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去看牙医，阳台门还没有刷，反正是各种瞎找的理由。一天早上，我正在粉刷阳台门，又对自己说：“我明天要去卡拉干达。”我还记得，脑海里的声音是那么响，我对自己说，于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去。出发，就是一切！卡拉干达是什么？是个绵延数百公里的光秃秃的草原，夏天酷热。斯大林时期，在这个大草原上建了几十个劳改营：斯捷普拉格、卡尔拉格、阿尔日勒、别斯钦拉格，数以十万计的犯人被流放到这里……他们是苏联的奴隶。斯大林死后，拆除了劳改营，去掉了铁丝网，出现了一座城市卡拉干达……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去！

道路漫长……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女人，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教师。她一直在寻找父亲的坟墓，已经是第二次去卡拉干达了。“不要害怕，”她对我说，“那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人们和石头说话。”她随身带着一封父亲的信，是父亲从劳改营发出的唯一一封信：“……不管怎样，一切都比不上红旗好……”那封信就是以这段话结束的。（沉思）这个女人……给我讲述了她的父亲是怎样在一张纸上签字，承认自己是波兰间谍的——审讯员踢翻凳子，把钉子钉在她爸爸腿上，插进他的肌肉里不断旋转，就这样逼迫他说出：“好吧，那我就是间谍。”调查员又问：“是哪国的间谍？”父亲也反问道：“通常都是哪国间谍？”他们就让他选择，德国或波兰。“那就波兰吧。”因为他知道波兰语两个单词：“dziękuję bardzo”[5]和“wszystko jedno”[6]。只是两个单词……而我呢，我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有一次我妈说漏了，好像爸爸因为酷刑而在狱中疯了，不停地唱歌……与我们同一车厢还有个年轻小伙子，我们两个女人谈了整整一夜，到了早上，小伙子看着我们说：“太恐怖了！太令人震惊了！”他才十八或二十岁。主啊！我们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却没人去讲述，只能是我们互相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