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部 第二十章（第2/33页）

这些责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就像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这些教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广谈博览，领会讲义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假定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在若干年之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实际生活了。

尾声(一) 第二章

如果像史学家那样认为，是伟大的人物引导着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么不用机遇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本世纪（十九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的目的乃在于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就比动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多说，除了使用屠杀生命和销毁财富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更适宜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而不是另一种情况呢？

历史告诉我们：“机遇创造时势，天才加以利用。”事情就是这样。

但什么是机遇？什么是天才？

机遇和天才并不表示任何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因此无法下定义。这两个词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某种现象怎么会发生。我想，我无法知道，因此也不想知道，我就说：这是机遇。我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产生同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

羊群中有一头公羊，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它赶进一个特殊的单独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这头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到特殊的单独羊圈里去吃燕麦，于是这头羊长得特别肥，被作为肉羊送去屠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天才与一系列特殊的偶然机会的奇妙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就会立刻看到，那头养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喂肥这头公羊的目的何在，它们起码知道，那只公羊的遭遇绝非偶然，因此，不论是机遇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认最终目的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就能看出那些历史人物一生中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种不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我们只有承认，欧洲各国人民动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以下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屠杀事件；还有，西方向东方进军，东方向西方进军，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两个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我们也无须用偶然性来解释促使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发生变化的那些琐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些琐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去空想更适合于这种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种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其他两个有各自经历的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地、更细致地和更彻底地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