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第4/7页）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机器的磨损绝不象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7 1/2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和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 1/2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能否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商品的价值也不是由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于是，商品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静态的。在历史上，铝的价值曾经高于黄金的价值，随着铝的生产工艺的改进，成本大大下降，其价值也降到黄金价值以下。而且这个定义可以用于说明钻石等稀有物品的高交换价值。可能有人没费什么力气和时间就非常运气地捡到了钻石，但他不可能一直有这种运气，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大量提供钻石，就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钻石。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区分人造钻石与天然钻石，那么稀有的天然钻石的价格就会下降到与人造钻石一样。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艾释华特先生曾教训纳骚·威·西尼耳教授说：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艾释华特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失业，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象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在这方面毫无发现一样。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