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2/4页）

1580年，费德里戈·博罗梅奥宣布他决心献身宗教事业，并从堂兄卡洛手中接过教袍。在当时，卡洛早已享有很高的声誉，还被人们称为圣人。过了不久，他便进入了一所由他的堂兄在帕维亚建立的神学院，这神学院是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在那儿，他勤奋地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还自愿承担了另外两项义务：向那些愚昧无知之人和那些流浪汉灌输基督教教义，去拜访、安慰、帮助病人。他利用自己在周围树立起的威望影响自己的同伴，让其同自己一起行善。在做每一件正当、有益的事情时，他的优秀品格都驱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在最前列，即使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后来，当他的地位能够为他带来种种好处的时候，他不只无意去追求，而且想尽种种法子去回避这些好处。他的饮食与其说是简单的，毋宁说是寒酸的；他的衣着与其说是朴实的，毋宁说是陈旧的。不过，他的整个生活趋向和行为都是与这些准则相符合的。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改变这一切，尽管有些亲戚极力反对他的这种行为，还抱怨说他这样做有损他们整个家族的颜面。此外，他还得同自己的导师们进行另一斗争：他们常常悄悄地、出其不意地，努力想在他的身前、身后以及四周安放一些更加高贵的装饰物，一些可以将他与其他人分辨开来的装饰物，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或许认为，通过这样做，长期以来便能讨好他。或者由于受到过分屈从的奴性的驱使，他们对他人的荣耀感到很自豪，并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许，他们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无论是对至善的美德还是至恶的恶行，都惊恐地避而远之，他们始终宣称完美在于中庸，并将中庸视为他们达到的目标，觉得在中庸的状态下感觉很自在。费德里戈不仅拒绝了这些好意，还谴责了一些过分殷勤的人，而这就是他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境况。

红衣主教卡洛在世期间，可以说是一位既庄重而又有权威的人士，他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比费德里戈大二十六岁。因此，面对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无论是孩提时代的费德里戈还是青年时代的费德里戈，都竭力使其作为自己行动和言语的楷模，这当然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不过，确实，在他死后，没有人能够看出那时年仅二十岁的费德里戈，缺乏一位导师和监督者。他的天赋、才能、虔诚不断增加了他的威望；而他同不止一位有权势的红衣主教的关系和联系，以及他的家族的名声，还有他本人的名字——卡洛，几乎已在人们的思想中将其与神圣、高贵结合在一起，所有会而且能将其引上基督教的高位的东西，都集于他一身，预示着他会拥有这些成就。然而，他心中却确信，没有哪个信奉基督教的人能够在口头上否认这一点，即一个人只有始终为他人服务，才有资格担任高位，而他恰恰就害怕高位，所以就尽量设法避免。当然，这并非是说他不想为人们服务才选择逃避——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用生命来为人们服务——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也很难胜任这一崇高而又危险的职位。就因为这些原因，1595年，当他在被教皇克莱门斯八世授予米兰的大主教时，他显得很焦虑，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过，后来，由于无法违背教皇的命令，他只好接受了。

那样谦虚的表示，谁会不知道呢？它做起来并不困难，也不罕见。不过，对于虚伪之人来说，这样做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而对于滑稽之人来说，在每一个场合下嘲笑这样的谦虚也是很低俗的。不过，难道人们因此就要停止流露出这样英明而又圣洁的情感吗？生活是言语的试金石。这种情感的言语，尽管有时候会出于一些骗子和嘲弄者之口，但是只要它们引导和伴随着一种正直的、自我牺牲的生活，那就是美好的。

费德里戈就任大主教后，总是特别注意不为自己谋取财富、花费时间，也不对自己有任何的照顾，除非出于特殊的需要。他说，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基督教的收入是贫穷之人的财产，而他在现实生活中所展现出的格言，显然就是源于这一事实。他做了估算，计算出他和仆人们每年要开销的总价是六百斯库多（斯库多是当时的金币名，它的重量和价值从未改变，后来又被称作泽基诺），于是便下令说，这笔钱每年都从他的个人收入中拨给教会，由教会开支。他在自己的开支中是那么的节约，那么的精打细算，以至于从来不会扔掉一件还未完全穿烂的衣服。不过，正如当时的作家所记录的那样，他生来喜爱简朴，并酷爱整洁。而事实上，在他那个年代，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便是摆阔和肮脏。出于同样的缘故，为了使他节俭的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一点儿也不浪费，他吩咐将每顿饭剩余的食物送给贫穷院。他命令，贫穷院每天派一人前来餐厅，收集所有未吃完的食物。要不是费德里戈以他过人的胆量和宏伟的气魄，花费巨大的投资，建成安布罗焦图书馆，那他的那些节俭的意图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误解，让人们以为这些只是目光短浅、微不足道、狭隘的善行，只是小事一桩，没有宏图大志。为了使这个图书馆饱含图书和手稿，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劳力和费用，他还派出他能够找到的八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学者奔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弗兰德、希腊、黎巴嫩和耶路撒冷收集书卷。通过这个方法，他一共收集到大约三万册印刷图书和一万四千份手稿。他还为这个图书馆聘请了很多博士，刚开始时有九位成员，并且由他支付所有费用；后来由于收入入不敷出，于是减少到两名成员。他们在办公室里边从事各种不同的研究，比如神学、历史学、典雅的文学以及东方语言，每个人都必须在他们所从事的科目上发表一些作品。为此他还增设了一个学院，被称为“三语学院”，专门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还办有另外一个学院，这个学院专门教学生们这几种学科和语言，以便他们以后能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还为东方语言和希伯来语设立了一个印刷办公室，其中包括古巴比伦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亚美尼亚语；他还设立了一个画廊，一个雕塑馆和一所培养绘画、雕塑和建筑人才的艺术学校。就画廊和艺术学校来说，他已经找到一些现成的教授，而对于其他学校，我们已经明白他花了多大精力去收集那些图书和手稿，如今，他也花了这样大的努力去物色别的教授。毋庸置疑的是，要找到印刷这些语言使用的铅字更困难，因为这些语言当时在欧洲的学习远不及现在广泛，而比铅字更难找的是那些懂得这些语言的人。只稍举这样一个事实：书院的九位教授当中，有八个是从神学院里那些年轻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这就足以说明，他对那时的学术水平和学者名不符实的声誉，是颇为不满的。他的这个观点和后代子孙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后人已完全遗忘了这两者。在他所制定的有关图书馆的用途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中，有一条很明确地表示他对图书馆长久用途的规定。这种规定不仅本身令人钦佩，而且在其他许多细节方面也非常明智、优雅，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普通思想和习惯。他要求图书管理员和欧洲一些学识渊博的人保持联系，这样他可以及时收集有关科学现状的信息和一些即将出版的著作的消息，以便能够及时购买。他授权给图书管理员，要他向学生们推荐能够在设计上对他们有所裨益的书籍，还下令图书馆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本市市民还是外地人，都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里的藏书。如今看来，这种规章制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图书馆的建立不就是为此目的吗？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却不以为然。费德里戈逝世后，一个名叫彼尔保罗·波斯卡的人担任了图书管理员，并写了一本有关安布罗焦图书馆历史的著作（该作品用当时流行的优美的文体写成）。该著作明确指出，这座完全由一个人出资建造的图书馆里面的藏书对所有人都开放，所有有需要的读者都可以借阅馆内书籍，还可以自由地在图书馆里面学习。为了方便读者做笔记，图书管理员还为他们提供了笔、墨水及纸张。然而，在意大利其他一些有名的公共图书馆里，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藏书，这些书都被藏在书柜里，从来不被开启。只有在图书馆主席偶尔大发慈悲的时候，它们才得以见见天日，出来展示一下。这些人从未想过为时常来图书馆借阅的人提供方便之类的问题。因此，用图书来装潢这样的图书馆，就意味着不让公众阅读和利用这些藏书。这就相当于以前常有的、至今仍然存在的诸多使土地更加贫瘠的耕作方法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