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第3/3页）
《自由女性》中的两个女人（即主人公安娜和摩莉）都是离异后的独身女子。两人身边都有一个孩子：安娜的女儿叫简纳特；摩莉的儿子叫汤姆。两个女人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标榜女性的自由。她们自觉地站在男人的对立面，总以为自己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光从表面现象去判断，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自由女性》当做全书的总纲，从而将女权主义放到很不恰当的位置。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安妮塔·布鲁克纳(4)在《伦敦书评》上撰文就称莱辛是“原始形态中的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由于她是与莱辛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她的话似乎很有些分量。其实，她并没有说到点子上。通过上述对四种笔记和金色笔记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作者的视野远比人们所能想像的要广阔得多。她的雄心壮志是想描述五十年代整个世界的道德气候和政治风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都是她笔下的基本命题。不能说《自由女性》不谈女权主义，但不是整部小说的主流。那导致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患上写作障碍症的一切才是小说的核心。说《金色笔记》是女权主义的作品，那就像瞎子摸象，只说出了其中的一点，而没有把话说全。
在我们仅限于《自由女性》（且不管那五本笔记）讨论问题时，说莱辛是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也是不合适的。莱辛不是什么先驱，更不是极力主张女权主义的斗士，而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悲观论者。“自由女性”在她笔下只是一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乃至荒谬，只不过她的行文不像塞万提斯那样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温和，更含蓄罢了。
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她想寻找完美的男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以后，两个女人都与现实妥协了：摩莉重新嫁了人；安娜虽然没有再婚，但也已从封闭的自我走出。作者的描述显然想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女权主义并不能帮助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离开了男人奢谈女权，这种思潮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也更重要，女权主义还远远排不上议事日程。
五种笔记与《自由女性》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主题和小主题之间的关系。世界那么混乱，你的力量又那么渺小，你根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无法把那块大圆石推上山顶。你又不是站在山顶上向下观望下面的人如何推动圆石的那种人（这种人为数很少），而是在下面卖力气的芸芸丛生，那么，你就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只要你尽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你应该做的事，这也就够了。作为一个作家，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去，既然你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团乱麻，就不要去理它。世界那么混乱，你就应该在混乱中求生存，而决不应该因混乱而放弃自我生存的权利。
这恐怕就是莱辛在让女主人公解除写作障碍症时想说而没有明说的话，也是索尔在给安娜写下“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这句话时所期待的。
还有，在写作风格上，《自由女性》采用的完全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文学的写作方法；而四种笔记则有多种手法的混合：如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新闻报道的方法就常常与纪实的方法并驾齐驱。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这样做使四种笔记增加了层次感、混乱感（当然，作家自己是一点也不乱的），从而使《自由女性》的传统回归显得更惹眼。作者在这里再次给无言的形式赋予某种意义：主人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惘以后，又回到了常规，回到了无奈的，表面上平平淡淡、骨子里混乱无序的现实。
《金色笔记》的翻译是我和刘新民兄共同完成的。我译至黄色笔记第三部分，余下的是刘兄的译笔。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承担到底的，只因受国家教委委派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不想在那块文学和科学的风水宝地里做在国内贫寒的书斋里也可以做的工作，于是请了刘兄帮忙，完成余下的那一部分。好在刘兄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曾十分愉快地在一起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全集》。
译完这部书，对莱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以后，我们更感到《金色笔记》确实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学的重头戏。说它划时代恐怕言之过重，但至少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流之久远的书。
陈才宇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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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ris Lessing—Critical Studies, p. 20，ed. Anni Pratt and L. S. Dembo: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2) Counterpoint, p. 418，ed. Roy Newquist: Rand Mcnally, Chicago，1964.
(3) 见《金色笔记》357—358页。
(4) 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生于1928年，做过剑桥大学教授。小说创作有《生活之始》、《看着我》、《湖边旅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