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他到了大川银行。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要是她还没有回来呢？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他能够说服她，感动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消失了。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她就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脚。她惊讶地看他，动一下嘴，好象要说话，但是忽然把脸掉开，默默地走过去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颤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旬，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埋着头说，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要上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他红着脸，象一个挨了骂以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她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的侧门里消失了。
他跟她不过分别了一天多，怎么就显得这样生疏了？——他忽然有了这个疑问。他等着什么人来给他一个回答。他等待着。他的脑子变得十分沉重，好象有一块坚硬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只膀子迎面撞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差一点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从深梦中醒过来一般，“哦，”他轻轻地叫出一声。他连忙站定身子。人们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汽车和人力车带着坐上狂奔。他想到：“我也应该去办公。”他跨着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还在想那个问题。走到公司门前，他忽然自语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应该向她道歉。”
他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两个高级职员李秘书和校对科吴科长抽着香烟在谈闲请。他们低声在笑，斜着眼睛看他。他们一定在谈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断定道。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埋在校样上面，不敢看他们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译文。原作是传记，译文却象佛经，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个明白的句子，他只是机械地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着。同事的笑声愈来愈高，他的头越埋越低，油墨的气味强烈地刺戟他的鼻子，这闻惯了的气味今天却使他发恶心。但是他只有忍耐着。
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象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茶房端上两杯咖啡来，他揭开装糖的玻璃缸，用茶匙把白糖放进她面前的咖啡杯里，她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从前的事真象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呢？”她说。余音相当长，这几句话显然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他很感动，他觉得她和他中间的距离缩短了。他的勇气突然间又大大地增加了。他说，仍然带着颤音：
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她就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脚。她惊讶地看他，动一下嘴，好象要说话，但是忽然把脸掉开，默默地走过去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颤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旬，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埋着头说，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要上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他红着脸，象一个挨了骂以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她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的侧门里消失了。
他跟她不过分别了一天多，怎么就显得这样生疏了？——他忽然有了这个疑问。他等着什么人来给他一个回答。他等待着。他的脑子变得十分沉重，好象有一块坚硬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只膀子迎面撞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差一点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从深梦中醒过来一般，“哦，”他轻轻地叫出一声。他连忙站定身子。人们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汽车和人力车带着坐上狂奔。他想到：“我也应该去办公。”他跨着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还在想那个问题。走到公司门前，他忽然自语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应该向她道歉。”
他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两个高级职员李秘书和校对科吴科长抽着香烟在谈闲请。他们低声在笑，斜着眼睛看他。他们一定在谈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断定道。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埋在校样上面，不敢看他们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译文。原作是传记，译文却象佛经，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个明白的句子，他只是机械地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着。同事的笑声愈来愈高，他的头越埋越低，油墨的气味强烈地刺戟他的鼻子，这闻惯了的气味今天却使他发恶心。但是他只有忍耐着。
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象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茶房端上两杯咖啡来，他揭开装糖的玻璃缸，用茶匙把白糖放进她面前的咖啡杯里，她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从前的事真象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呢？”她说。余音相当长，这几句话显然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他很感动，他觉得她和他中间的距离缩短了。他的勇气突然间又大大地增加了。他说，仍然带着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