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7)
“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他不说话了。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律师恼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这些文件从部里取出来，就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了。”
“那没关系。”上校说。
“也许得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点时间。”
上校往堂屋的小桌上放了一沓横格纸、钢笔、墨水和一张吸墨纸，将房门敞开着，以便有什么事情可以问问妻子。她正在念玫瑰经。
“今天是几号？”
“十月二十七。”
他很用心地写着，执笔的手放在吸墨纸上，脊背挺直，以利呼吸，完全按照上小学时老师教他的那样。堂屋门窗紧闭，实在热得难受。一滴汗水落到信纸上，他用吸墨纸吸干了。后来他想擦掉那些洇开的字，结果搞成了一团墨迹。他没有灰心，而是做了个记号，在边沿补上“本人有权”几个字。最后，他把这一段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我是哪一天登记上的？”
妻子一面继续祈祷，一面略加思索。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号。”
过了一会儿，下起了雨。上校用他在玛瑙雷公立小学学来的那种孩子气的大字，歪歪扭扭地填满了一页。然后他又写了半页，这才签上了名字。
他把信给妻子念了一遍。每念一句，妻子都点头以示赞同。念完后，上校封好信，熄了灯。
“最好找个人用打字机帮你誊一遍。”
“不用！”上校答道，“我已经厌倦到处求人了。”
整整半个钟头，上校一直在侧耳细听雨打在棕榈叶屋顶上的声音。镇上大雨滂沱。宵禁号响过后，屋里什么地方又开始漏雨了。
“早就该这么办了，”妻子说，“直接打交道总是要好一些。”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上校说，心里记挂着漏雨的事，“等咱们这房子典押到期的时候，或许就会解决了。”
“还有两年。”妻子说。
上校点起灯，去看堂屋什么地方在漏雨。他把喂鸡的罐子放在下面接漏，转身回到卧室，身后响起雨水滴在空罐子里的清脆声响。
“也许为了挣钱，他们一月份之前就能办妥，”上校说，自己竟然也相信了，“到那时阿古斯丁也满周年了，咱们也能去看场电影了。”
妻子低声笑了。“我现在连动画片是什么样子都记不起来了。”她说。上校忍不住想隔着蚊帐看看老伴此时的模样。
“你最后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一九三一年，”她说，“那次放的是《死者之志》。”
“有打斗吗？”
“谁知道！刚看到那个幽灵要抢姑娘的项链，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他们在雨声中睡着了。上校肚子又不舒服起来，可他没有害怕。又一个十月就快要熬过去了。他给身上盖了条毯子，有那么一会儿，他还听到了妻子艰难的呼吸声——她已经沉浸在另一个遥远的梦乡里了。突然，他十分清醒地说起话来。
妻子醒了。
“你在和谁说话？”
“没和谁，”上校答道，“我是在想，在马孔多那次会议上，我们劝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别投降，那是对的。事情坏就坏在投降上面。”
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十一月二号那天，妻子不顾上校的反对，带了鲜花去给阿古斯丁上坟。从墓地回来，她的病又犯了。这个星期真难熬啊！比十月里上校担心挨不过去的那四个星期还要难熬。医生来给老太婆看了病，从卧室里出来时嚷着说：“我要是也得上这么个哮喘病，准能活到参加全镇所有人的葬礼。”可他私下里又对上校说了些什么，并且对饮食作了些特殊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