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5)

他闩好门，径直朝厨房走去。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卧室走了出来。

“是他们硬给夺走的，”她大声说道，“我对他们说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休想把鸡抱出屋去。”上校把鸡拴在炉座腿上，给罐里换了水，耳边萦绕着妻子激动的声音。

“他们说，哪怕踩着咱们的尸首也要把鸡带走，”她说，“他们说，这只鸡不是咱们的，而是全镇老百姓的。”

上校侍弄完鸡，才转过脸来看着妻子那张扭曲了的脸。他毫不惊讶地发现，这副神情此刻既没使他不安，也不令他同情。

“他们做得对。”他平静地说。然后一边在衣兜里翻着什么，一边用高深莫测的温柔语气又加了一句：

“鸡不卖了。”

妻子随他走进卧室，觉得丈夫今天人情味儿十足，可又教人捉摸不透，就像电影银幕上的人一样。上校从衣柜里取出一卷钞票，和衣兜里的合在一起数了数，又藏进柜子里。

“这儿一共有二十九比索，是还给我那老兄萨瓦斯的，”他说，“剩下的等退伍金来了再还。”

“如果来不了呢？”妻子问道。

“会来的。”

“可要是来不了呢？”

“那就不还。”

他从床底下找出那双新鞋，用一块破布擦了擦鞋底，又从柜子里找出那只硬纸盒，把鞋装了进去，放得和星期天晚上妻子给他买回来时一模一样。妻子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把鞋也退掉，”上校说，“这样可以再还他十三比索。”

“人家不会给退的。”妻子说。

“非退不可，”上校答道，“我总共才穿了两次嘛！”

“那些土耳其人才不理你这一套呢。”妻子说。

“他们必须理。”

“要是不理呢？”

“那就别理好了。”

老两口没吃晚饭便躺下了。上校等妻子念完玫瑰经，便熄了灯。但他睡不着。他听见鉴定影片的钟声响了，然后几乎紧接着——其实过了三个钟头——响起了宵禁号声。夜深了，寒气袭人，妻子喘得越发艰难。上校睁着眼。忽然，妻子说话了，声音平静如常，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

“你醒着吗？”

“嗯。”

“再冷静想想吧，”妻子说，“明天你再去找萨瓦斯老兄谈谈。”

“他星期一才回来。”

“那更好了，”妻子说，“你还有三天时间可以考虑。”

“没什么好考虑的。”上校答道。

十月黏糊糊的空气已被十二月令人安适的凉爽所替代。上校从石鸻鸟的定期迁徙中又一次感到十二月的气息。钟敲了两下，他还是无法入睡。他知道妻子也醒着，便在吊床上翻了个身。

“你还没睡着？”妻子说。

“嗯。”

她顿了一下。

“我们现在折腾不起了。”她说，“想想看，四百比索，摞在一起该有多少啊！”

“没几天退伍金就要来了。”

“这话你说了十五年了。”

“所以，”上校说，“不会再耽搁太长时间了。”

她有好一阵儿没说话。上校觉得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流动，直到她重新开腔。

“我觉得这笔钱永远也不会来了。”妻子说。

“会来的。”

“如果不来了呢？”

上校无言以对。鸡叫头遍时他清醒了一会儿，但随即又无忧无虑地沉睡过去。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妻子还在睡觉。虽说晚起了两个钟头，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做完了每天早上的例行家务，等着妻子起来吃早饭。

妻子起来时心事重重。他们互道了早安，便坐下来默默无语地吃早饭。上校喝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吃了块奶酪和一片甜面包。他一上午都耗在裁缝铺里。一点钟回到家，只见妻子正坐在秋海棠间缝补衣服。

“该吃午饭了。”他说。

“没有午饭。”她说。

上校耸了耸肩。他设法堵上了院子围墙的破口，免得孩子们又跑进厨房里来。等他再回到过道，饭菜已经在桌上摆好了。

吃午饭时，上校看出妻子一直在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教他颇为吃惊。他知道妻子生性倔强，而四十年的苦日子把她磨炼得更倔强了。就连儿子死的时候，她也没掉一滴眼泪。

他责怪地看着她的眼睛。只见她咬住嘴唇，用衣袖擦了擦眼睑，接着又吃起饭来。

“你太伤人心了。”她说。

上校没有说话。

“你任性，死脑筋，还伤人的心。”她又说了一遍，把刀叉交叉着往盘里一放，但随即又疑神疑鬼地把它们放正，“我啃了一辈子黄土，到头来还不如一只鸡。”

“这是两码事！”上校分辩道。

“一码事！”妻子反驳道，“我活不了多久了，这你早就知道。我得的不是小病，我是快入土的人了！”

上校吃完饭前没再说一句话。

“如果大夫能打保票，说卖了这只鸡你的哮喘病就能好，我马上就去卖了它，”最后他这样说，“但要是不能打保票，我就不卖。”

这天下午，他自己把鸡带到斗鸡场去了。回到家里时，他发现妻子好像又要犯病了。她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头发披在背后，双臂张开，使劲喘着气，肺里发出阵阵哨音。她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天黑，然后不理会丈夫，径自上了床。

宵禁号响过之后，她还在叽里咕噜地做着晚祷。上校准备熄灯，她不让。

“我可不愿黑咕隆咚地死掉。”她说。

上校把灯放在了地上。他累极了，恨不得忘掉这一切，一口气睡上他四十四天，然后一觉醒来发现正好是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斗鸡场里放鸡的时刻。但他知道妻子并没有睡，正盯着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