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的抚慰 读白先勇（第2/2页）

我没有直接指出这是一种基督教精神。因为白先勇毕竟没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他并没有接近光源，只是随着自己的心性有所吸收。这固然与他少年时就接触西方文学以及后来的留学有关，他推崇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将《卡拉马佐夫兄弟》推荐给了台湾的大学生。而我想，更深的原因，恐怕与他的性取向有着。他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里说道：“……于是你将这份不敢说出口的爱深藏心底，不让人知——这份沉甸甸压在你身上的重担，就是你感到孤独的来源，因为没有人可以与你分担你心中的隐痛，你得自己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踽踽独行下去。”这令他深味人世的复杂与命运的强大，更重要的是令他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这让他自然而然地就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种负罪感倾注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里。《孽子》在他四十岁那年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直到他四十四岁，才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完毕。从他的写作年表来看，《孽子》之后，除了一篇不长的《夜曲》，他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孽子》的写作进行得很艰难。据他回忆，光是后面的部分就修改了六七次。他在完成了一系列精美的短篇，自己写作上最成熟的时期殚精竭虑地完成了这部小说，随后不再写作。这意味着，他在这部小说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和完成了自己。

这部小说深入了他所关心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部分，同时说出了他想对这世界所说的话。这是一部“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徬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的小说。那群孩子游荡在社会底层，轻狂不羁，靠向同性出卖身体为生。很难想象一个出身贵族、衣食无忧、接受良好教育、游学欧美的作家会关注这些黑暗而边缘的孩子们。从他的小说来看，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些苦难而沉默的大多数。他最后注视着这些受人蔑视、脆弱而渺茫的孩子们身上。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尽是疯癫和堕落。如小说里的传奇阿凤和龙子，一相遇便爱得你死我活，不闹到一死一疯不会收场。白先勇深入到那些孩子生活里，从生世和心灵上去体贴他们，最终发现那些孩子的怪异和沉沦其实都有着深远的原因，甚至是身不由己。像无父无姓、喜怒无常、狂傲不羁的阿凤，从小便会无缘无故地哭。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像狡猾伶俐、看似薄情寡义的王小玉，内心其实有着对生活严肃的构想。他的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客人。从小缺乏温暖的他最大的心愿是找到生父，并让母亲过上好一些生活。白先勇对这些看似没有未来的孩子怀有温柔的怜悯。他在与刘俊的访谈中说道：“孽缘，孽根。我想是人生里面生来不可理喻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孽’。一种人生无法避免的，无法根除的，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对偏隘的气质，狂暴的激情，怪异的心思，白先勇都予以了极富同情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有温度的，而在内部它却又有着那么深刻的无可奈何。

白先勇找不到一种源泉来将这孽缘和孽根化解。他在直面这种苦难和黑暗时自身已山穷水尽。对苦难的追问，《红楼梦》有它的回答，那是尘烟散尽后佛性本具的不垢不净。《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它的回答，那是以血泪和忏悔涤尽罪孽的光辉。而白先勇只能陪伴着他笔下的孽子走过一段短暂而狂野的岁月。这是令人感动的陪伴，也是凄凉的陪伴。《孽子》的色调是灰暗的，它没有归宿，没有光源。而我并不掩饰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我想我们没有权利要求白先勇给出更能照彻人心的回答。作为同在生活里艰辛辗转的人，我们理应知道，拥有这样的陪伴已经很不容易。

其实，一个写作者写了些什么并不重要。他选择了怎样的题材，运用了怎样的技巧，趋向于怎样的风格和流派，在我看来都只是表面的风景，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所呈现的温度、深度和力度。一个优秀的作家即使描写一个简单的手势，从中也能折射出他的灵魂，而一个伟大的作家即使描写的只是一滴小小的水珠，从中也有一种浩瀚的力量。这才是他们真正向世界表达的，也才是他们写作的风貌所在。白先勇没有写赌徒、政客、车夫……而我想即使他写的不是舞女、将军、画家、浇花工人，而是其他人，他的作品的风貌，恐怕与现在也相差无几，那是一种凄凉的抚慰。很奇怪中国大多数作家在描述黑暗，呈现虚无，传递疼痛的时候都显得那么敏感而准确，而在表达温暖和力量的时候总是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根本无从提笔。当然，这是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展开的。

200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