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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营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南北向五条胡同，每条胡同近400米长，从高处往下看，如同一个整齐的棋盘。母亲家院门坐东朝西，小小的木门，没有油漆也没有门环，两层台阶破烂得只可垫脚，门坎全被磨圆了，当中成了一个凹，可见是曾经经历了千百万个旗兵的踩踏。对着街门内里是个白影壁，小得可怜，影壁顶上用瓦码出了一条花边，算是装饰，影壁前头种了几棵水葱，傻绿傻绿地戳在绿瓦盆里。院内五间北房五间南房相对而立，每两间一组，多出来的是堆房和茅房。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其它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于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这辈子跟兔结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亲也属兔。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严格说，它隔了一道墙，应该是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可它却很不知趣地把枝桠全探到了这边院里，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洋拉子”。“洋拉子”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的重要工具之一。“补花”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女人们到领活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各样布艺品。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未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其实那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着“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下就下不来了。

钮古禄外祖母自小长在南营房，一双大脚，一口京片子，所以母亲也如南营房的丫头们一样，有着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泼辣，敢做敢当。母亲跟他的兄弟陈锡元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他们的两个父亲都姓陈，都是山东人。我的第一个外祖父是山东文登人，光绪年间来到北京，大概是没什么根底，来了没两年，就入赘在南营房我的外祖母家。后来做买卖有了点儿钱，在东安市场弄了间门面，专卖核桃、大枣、柿饼之类的干货，也卖北京的果脯蜜饯，这些东西搁得住，不怕坏，很少赔钱。那时候的东安市场不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高级得几乎买不出什么东西，光绪时代的东安市场是一片地摊，地摊的范围东到现在的美术学院，南至同陞和鞋店，北到金鱼胡同，西临王府井大街，经营方式像现在的无序早市，乱哄哄地挤塞成一片。小摊上卖什么的都有，梳子、篦子、绑腿带，辫穗、旱烟、假首饰……想要什么就能在这儿找到什么。东华门是清朝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见天儿要费力穿越自由市场，既有碍观瞻，又不方便，后经住在金鱼胡同的尚书那桐上奏皇帝，光绪二十九年才划出了东安市场的范畴。有了市场就算有了组织，我那位文登的外祖父因为正直干练，被推举为东安市场商会的会长。现在一提“商会会长”一准是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是个和政界密不可分的伟大人物，可那时的会长，照旧是每天从王府井走到朝阳门，回家吃窝头啃咸菜的普通买卖人。

那年，我的母亲7岁，7岁的母亲在她生日那天命运发生了变化。

跟袁世凯有关，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不南下，不离开他的北方老根据地，指使部下曹锟在城里发生了兵变，2月29号在北京闹腾起来。曹锟驻帅府园的炮兵和驻禄米仓的步兵，跑步直奔王府井，在东安市场挨户抢劫。抢完之后兵们又从市场西门顺义斋煤油铺提出两大桶煤油，泼在东安电影院的木墙上，放起了大火。大火将东安市场燃成一片火海，没有一家商贩得以逃脱。据说，大火过后，狼藉一片，整个市场找不出一件整装东西。

火烧起来的时候，外祖父并没在现场，那天他正在家和女儿一块儿吃打卤面，吃面的还有店里的伙计刘德贵，刘德贵从京庄杂货摊上给母亲买了副银手镯，还没给母亲套上，就听到了东安市场着火的消息，两个人撒腿就往火场跑，谁也没想到，这一跑，竟然跑得没了踪影。

外祖父自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他的伙计刘德贵，外祖父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母亲知道她的父亲姓陈，山东文登人。前几年，我查找过东安市场的史料，查到了那场人为的大火，却查不到山东籍的陈姓会长。我也曾托山东的文学朋友到文登县探寻，亦无下文。

外祖父的下落至今是个谜。

外祖母带着母亲再嫁，再嫁的还是山东人，依旧姓陈，继外祖父是个教私塾的先生，胖，爱喝酒，对母亲不好，母亲很讨厌他。再婚后的外祖母一直没有生养，直到过了好几年，她的异父兄弟陈锡元才出生。我和母亲到东岳庙烧香，母亲不止一次地指着送子娘娘案前抬香炉的童儿对我说，你看他像不像你舅舅？

送子娘娘跟前那个童儿傻呵呵的，呲着牙，不知是哭还是笑。光光的秃脑袋上梳两个抓鬏，除了富态，别的跟我舅舅沾不上边。母亲说，外祖母在娘娘跟前烧香求子，香灰正掉在童儿的光脑袋上，老太太心一动，忙用手胡撸着童儿的脑袋说，小子，烫了你吧？

谁想，竟然把这个童儿给招来了，转过年，外祖母就给母亲产下一个弟弟，谁都知道，她这个兄弟是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炉的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