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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纪的后来，我在这儿做个简单交代，老纪最后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闺女叫张金枝。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只是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答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西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很多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是谁呢，就是状元刘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