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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让刘妈端着盆子到胡同里有小小子儿的人家去求尿，刘妈不去，说二娘这几日的病不好，已经到了跟前离不开人的地步，母亲只好自己去挨家求助。好在南营房出身的母亲不怵跟街坊邻居打交道，套着近乎地叫人大妹妹、叫婶，就为了一泡尿。至于生井蛙皮，到底也没弄来，那东西忒难找了，即便井底有蛙，也没人下去逮，张三丰的仙方也就仙人能使罢了。父亲气得摔东西，说老五的德行散大了，决心已下，他要跟老五断绝父子关系。

老五在家里这么折腾的时候，箍筲胡同王国甫的儿子王利民也没闲着。

让王国甫没想到的是，从法国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要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

王利民是工会夜校的教员。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过，来看望老五。在胡同里遇上了端着尿盆往回走的母亲，按规矩小辈见老辈拿东西得接过手来，但是王利民看着那满满当当的一盆子尿，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母亲笑笑说，这是给老五的洗剂，甭换手了……五岁前的小小子儿，胡同里就两个，挺不好找呢。

王利民说，老五的病都是宰鹅的西露莉给传染的，那个西露莉太赃，连妓女都不如，您说老五他怎么就不嫌赃呢？

大概是觉乎着跟老家儿说这些不合适，王利民转了弯说，老五的病起因是梅毒螺旋体，现在已经能治了，您没给他试试西医？

母亲说试了，不管用，这孩子也太邋遢，管不住自个儿，哪儿像你这么规矩。

王利民说，我在我爸爸眼里可不是个规矩孩子，我爸爸骂我是忤逆呢。

母亲说，天下哪儿有那么多忤逆，坐一块儿把话说开了就不忤逆了。

王利民说，我们爷俩谁也改变不了谁。

到法国大半年，王利民很有留过外洋的派头了，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着一件格子呢大衣，高窕的个，清瘦的面孔，跟王国甫长得很像，但比他爸爸更有锐气。王利民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也不喜欢他，说他太过浮躁，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唯一能跟他说到一块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随和，心地善良，不摆谱。

其实王利民到我们家的真实目的是找我的三姐，三姐私下里常帮着王利民干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母亲怕三姐过早的谈恋爱，旁敲侧击地提醒她还是个学生，三姐说，您想哪儿去了，人家王利民有女朋友，在南边军队里。

母亲问在南边哪个军队，三姐又不说了。

三姐有什么活动爱拽上老七，比如参加北平学生合唱队唱歌什么的，我长大后也参加了北京女一中的合唱队，所唱的歌曲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慷慨激昂得厉害，只要一听到我在后院里大声唱歌，老七就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屋门关上了，大概是他想起了我们的三姐。我问过他，三姐都唱过哪些歌曲，老气说有“五月的鲜花”，还有“国际歌”，两个相比较，他更喜欢第一个。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五月的鲜花”很抒情，有点儿悲壮凄凉，很符合老七的性格，他给我唱这首歌，总是唱到“抗战不歇”就不再往下唱了，我知道，下面的词是“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挥动拳头”，愤怒、不平、澎湃、抗争，几乎是跺着脚在喊。老七不习惯愤怒，不习惯抗争，他中意的其实就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句。至于那首欧仁.鲍狄艾的名曲，三姐在家里教他，他是连嘴也不张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老七说“国际歌”调子太沉闷，太压抑，嗡嗡的，有绝望挣扎之势，无奈悲怆之感。老七的感觉是对的，后来影视作品中，革命者英勇就义时基本都有“国际歌”做烘托，以致让人们有了条件反射，只要“国际歌”一响，就是有人要牺牲了，并且这人是死定了，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老七学不会的“国际歌”倒让看门老张学会了，如同老七只喜欢“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样，老张只喜欢“国际歌”里的一句，“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一天父亲从工厂回来说，职员的办公室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理直气壮，动辄便进来找小王“谈事情”，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装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父亲作对。

父亲说王国甫的三个工厂，八个车间，二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昨天机器压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是王利民把他们召集来的，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更加上一个七舅爷的儿子钮青雨，上班没一天，就把裁员名单搅和个稀巴烂，不知是胡闹还是成心作对。

我父亲说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给老同学出的，因为这个给他的同学添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老同学儿子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的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学者，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压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也不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