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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天气闷热闷热的，母亲说老天爷在憋雨，老张说只要雨一下来，潮白河就得发水，京东保不齐就得泡汤。下午的时候王利民来找我的三姐，没说两句话三姐就匆匆忙忙跟在他后头往外走。两个人被我母亲拦在门道，母亲问三姐干什么去，她说上陶然亭开会，母亲说陶然亭那个荒败的滥葬岗不是什么好地方，丫头家家的不能去。三姐坚持要去。我三姐的脾气很拗，我母亲的脾气更拗，推推搡搡硬是把三姐扣下了，把她锁在屋里，任凭三姐在里头跳着脚地喊叫，骂我母亲是封建专制，是法西斯帝。那时候我们家的人还不知道她偷偷加入了组织，跟王利民是一个支部的，只是觉得这个三丫头有点儿邪性。直到后来我的三姐被国民党抓了，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母亲和三姐在门道里拉扯的时候，王利民在旁边傻呆呆地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三姐被母亲拽进了屋，只是摇头叹息。王利民对母亲说，伯母，您将来会对您今天的行为后悔的。

母亲说，我不后悔，我为王三爷没把你拦住后悔。

母亲对王利民自然没什么客气可言，自从他领着人和他爸爸在工厂里下过那场“老虎棋”以后，我母亲就对他没了一点儿好印象。那天王利民很无奈地走了，也就是说，那天在他们的支部会议上，缺少了一位宣传委员--我的三姐。

门口这样闹腾的时候，父亲正光着脊梁在书房考证他的版本，热出了一身痱子的父亲处在烦躁之中，在电扇的嗡嗡声中听了我母亲的讲述，发下命令，打折她的腿！

三姐的腿自然不会打折，愤怒中的她在房内高唱“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那歌声隔着窗户，后院都能听见。

晚饭没给三姐送去，母亲任着三姐使劲喊叫，说三姐得败败火。这就是母亲整治女儿的办法，把你一锁几天，磨你的性子，消你的锐气，不认错，不服软，不放你出来。父亲整治儿子们是脱衣推出，母亲的办法是上锁关押，一放一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闷热的三伏天，三姐被关在自己的小东屋里，那难受的情景我可以想见。北京人的传统，有钱不住东南房，即东屋和南屋是不宜住人的房屋，南屋见不着太阳，阴冷潮湿；东屋西晒，夏天整个大半天都在骄阳的烘烤中。三姐的居室实则是东厢房靠北的一间，东厢房在我们家是作为餐厅使用的，吃饭时间以外都空着，三姐房间的门开在餐厅里，这样的布局给她的活动增加了很多便利，她常在餐厅里会“朋友”。三姐牺牲后，她的房子一直空着，东屋夏天的热，常常让我望而怯步，有时母亲让我到东屋取东西，我总是快进快出，豁出一身热汗，换取一根小豆冰棍什么的。但是在当年，三姐被关在东厢房北边的屋里，小小的十几平方米，没有我后来的小豆冰棍，更没有北屋的电风扇什么的，让我觉得母亲的惩罚甚至比父亲更残酷。

被封锁的三姐到深夜才安静下来，大雨在快天明的时候终于下下来了，凶猛瓢泼，夹裹着隆隆的雷声，将天地混为一体。一道道闪电在瞬间闪烁，划出连接天地的蓝光，继而是振聋发聩的巨响。轰轰的滚雷声中传来沉闷的爆炸声，立刻东面轰隆隆红了半边天。

父亲披着衣裳站在廊子下往东看，东边雷鸣电闪，响成一片。

老张说，莫不是哪里在放焰火？

父亲说，不是什么好响动，让我想起了当年神机营军火库的爆炸。

第二天《晨报》上登出了：昨晚暴雨，城南三万户进水，北京倒塌房屋523间，淹死一人压死四人。

更可怕的是头条：丹枫火柴厂爆炸，厂房夷为平地，炸死工人12名。

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就像晚间的雷电击中了王国甫的头顶，将父亲的老同学彻底打懵了。一大早父亲就赶到王家，看门的说老爷半夜就到丹枫去了，现在还没回来。父亲又往丹枫赶，远远地看见他的同学站在还冒烟的废墟上发呆，周围扬起的灰烬带着残存的热气笼罩着他，他满身满脸烟土，欲哭无泪。父亲陪着他的同学足足站了一个时辰，王国甫才语不成声地说，它爆炸是早晚的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父亲劝慰他说，国甫，咱们从头来，咱们从头来还不行吗？

王国甫说，我有多少家当，经得起这么炸啊……

王利民领着一群厂里工人赶了来，王利民愧疚地说，爸，我们昨天……有事……

王国甫的态度十分冷淡，他看也不看儿子。父亲为了给王利民下台说，利民，你看看这……

王利民说，爸，怪我，我和工人们没把厂子保护好，让敌人钻了空子。

王国甫说，你斗争去吧，你罢工去吧！这是你最想要的结果，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