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第2/2页）

张安达说，我这辈子一直纳闷，我糊的鞋匣子怎么老是歪的。

老姐夫说，那是你第一道线就没叠直，第一道线是关键，再往下找垂直就行了。

我坐在旁边听他们闲扯，冻得流清鼻涕。

那天，从老姐夫屋里回去的时候，张安达留给了老姐夫一个手巾包，他没说是什么，老姐夫也没问是什么，或许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包很不重要，远不如他们谈论的糊鞋匣子难以掌握的技巧问题。我对那个包更没在意，想的无外乎是几颗花生米，两块豆腐干……

临回敬老院，张安达不住地四下张望，我知道他是在寻找莫姜，我告诉他莫姜把活辞了，她男人刘成贵瘫了，离不开人。张安达说，一家子团圆了，好！好！好！

张安达一连说了三个好。

将张安达送回敬老院，我回到母亲屋里，母亲正和父亲谈论张安达。母亲说张安达也是奇怪，好些年不来，三九天，天寒地冻地跑到后院来，什么事儿没有，就送一套碗，然后干坐着。

父亲说，张安达哪里是送碗，他是辞路来了。

母亲不说话了，屋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的心沉沉的，陡然地增加了许多惆怅。

“辞路”是旗人的传统规矩，老人年纪大了，趁着还能走动，最后一次出门，到亲友家去，叙叙旧，聊聊家常，并不说离别的话，免得让对方伤心，但暗含着有道歉辞别的含意，意思是交往一辈子了，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希望能谅解担待。辞的和被辞的心里都很清楚，这是最后一面了，只是不将这层窗户纸捅破罢了。

事后我才知道，张安达留在老姐夫屋里的不是花生米，也不是豆腐干，是钱，是他一生积蓄的剩余，一半给了张玉秀，那个受他折磨而无怨无悔的闺女；一半给了我的老姐夫，贫穷的老朋友天津人完颜占泰。

春节到了。

大年初一天刚亮，我们家被一阵激烈敲门声惊醒，母亲让我出去看看是谁这么早就来拜年了。

我冒着雪打开街门，几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照直就往院里闯，我张开胳膊往外堵，哪里堵得住，那口棺材到底进来了，停在院子里。我说，你们往我们家送棺材什么意思？

他们说，是你们打电话让送的。

我说，谁打电话你们给谁送去，我们没打电话。

他们说，你这人，这事能闹着玩儿吗？

我说，我没跟你们闹着玩儿，是你们跟我们闹着玩儿。

对方说，这里不是2号吗？

我说，没错，2号。

他们说，那就对了。我们就是给2号送的。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还是老七回过味儿来，从屋里跑出来说，我们这儿是2号旁门，你们找的2号在前头，是敬老院。

送棺材的说，这可不怪我们，谁知道2号和2号旁门是俩院子。

我说，呸！晦气！

另一个说，小同志你别这么说，大年初一就给您家送材（财）来，您家今年准升官又发财！求之不得哪！

我说，去你妈的吧！

一个年纪大的说，大年下的，怎么张口骂人？

我说，没揍你们就是好事！

几个人自知理亏，不再计较，将棺材吭哧吭哧又弄出去了。

回到屋里，我看见父亲靠在被子上，气得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他活了一辈子，还是头回遇上这样倒霉的事情。老七说，都是“旁门”闹的，大年初一来这么档子事儿！

母亲说，老七你跟丫丫把院里的雪扫扫去。

老七说，大过年的不兴扫地。

我把他拽出来说，让你扫你就扫，说那些个话干什么！

足不出户的老姐夫那天破例从西院走出来，站在院里凝神壹志地朝天上望，天空阴霾灰暗，雪花从虚渺的高天飘摇而下，无声地落到地上。我问老姐夫看什么呢，老姐夫说，这雪还没下透，待会儿有场暴雪呢。

我说，下雪好，瑞雪兆丰年！

老姐夫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说，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老姐夫没接我的茬，仍旧朝着天上呆望，将眼神送得极高极远。我正随着老姐夫的眼光寻觅，猛听前院有人撕心裂肺地一声哭喊，爸爸--

哭声一时不可遏止，有人劝阻，号啕变做了压抑的哭泣，边哭边在诉说。老七说，听声音好像是张玉秀。

的确是张玉秀，张安达于除夕夜里溘然长逝，那口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却送错了地方，进了我们的家。他的女儿得到消息赶来了，一身重孝，送来了她父亲的“根”，那是她父亲生前反复交代的，父亲说女儿是他此生最贴近的人，是亲人。

太监张文顺完完整整地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须全尾”。

同年八月，莫姜死了。

我的父母也过世了。

年初一那口不吉利的棺材，让我至今耿耿于怀。

不久，我被安排插队，离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