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我们家族的朋友中，彭玉堂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他的祖籍是山西长治，跟京城旗人没关系，对外却宣称是我父亲的表弟。表弟是怎么论的，彭玉堂的解释很简单，他的姥姥家姓宋，在长治上秦村住，他们村里一户姓宋的本家曾经买过一个叫王小慊的孩子做女儿，这个女孩来自不远的西坡村，母亲早亡，父亲穷困，将她插上草标到集上去卖。饥馑之年，买人的少，卖人的多，没有活路之时宋家人处于恻隐之心将王小慊买下，将她改名叫宋龄娥。后来宋家家道衰落，宋龄娥又被转卖到潞州知府惠征手里做使女，因为聪明美貌，善解人意，被惠征夫妇收为义女，名字也随着旗人变更，成了叶赫纳拉·玉兰。咸丰二年五月初九日玉兰进宫，由贵人发展为煊赫一时的慈禧老佛爷。彭玉堂说，老佛爷是汉人，她的一双解放了的小脚便是铁证，满族女孩没有缠脚习俗，由此可见老佛爷不是旗人，而是来自山西长治上秦村，长治的人都知道这事。老佛爷还给上秦村的宋家写过信。他是宋家的外甥，自然也就是叶家的外甥，管我父亲叫表兄不是胡来。我们家的人谁也没见过慈禧，当然更没不知道慈禧那双脚的大小，对这样的说辞一笑置之，没人去较真儿，也没人去考证，有关慈禧的野史、正史在北京流传得实在不少，但彭玉堂的说法倒是头回听说。

老七对父亲说，彭先生说的要真是实情，没想到统治清朝江山48年的竟是个汉族老太太。

父亲说，满汉一家，分什么彼此。

我们将彭玉堂称为“彭先生”，不叫表舅。在老北京，被叫做先生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教员，再一个是大夫，除此之外一般都叫“爷”，三爷、四爷，刘爷、黄爷，我父亲排行老四，外头人们都称他“叶四爷”，只有他北平艺专的学生来了，才叫他“叶先生”。

彭玉堂是中医大夫，在京城很有些名气，他的医术之高超绝妙，是有口皆碑的。但凡有名医们整治不了的疑难杂症，病人便找来彭玉堂，以做最后的突围。所以，轮到请彭玉堂出诊的份儿上，基本都是到了该“准备后事”，死马当活马医的程度了。这样的病人，治好了是“妙手回春”、是“起死回生”，治不好是“死生有命”、“无力回天”，病人家属只有感激的，没有找后帐的。于是，彭家的匾额就特别多，据他的小儿子，跟我同岁的彭佟麟说，他们家仅《妙手回春》的大匾，从帽翅胡同东口排到西口还多出三块。帽翅胡同有多长，我没走完过，想必不会比戏楼胡同短吧。

病人送给彭玉堂的匾除了《妙手回春》再没什么新鲜内容，彭家总不能挂一堂的《妙手回春》吧，于是彭玉堂找到我父亲，想请他给提一幅匾，是“妙手回春”的意思，还要回避“妙手回春”这个词，他要用楠木刻了，描上金，挂在看病的正堂，借我父亲的名气和福分，使之成为彭家的镇宅珍宝。

我父亲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彭玉堂才治好了我们家佣人刘妈的“鬼疰”病，理应感谢人家。那天也是父亲才看完梅兰芳的《玉堂春》回来，顺手便题了“玉堂春”三个大字，想的是彭玉堂不会将妓女苏三的花名挂在正堂，权当哈哈一笑罢了。孰料，彭玉堂还真就将《玉堂春》的匾挂了，并说这个匾写得巧妙，彭玉堂妙手回春，那不是“玉堂春”又是什么？更何况，他才从清雅小班里接回了一个姐儿，姐儿年龄大了，有意从良，他没花多少钱，只是给“妈妈”看好了久治不愈的“阴挺之疾”，象征性地掏了些，便将这个叫“喜春”的女子领回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送来了《玉堂春》，玉堂喜春，妙手回春，一个《玉堂春》把什么都涵盖了。好！

我的记忆中，彭玉堂爱穿葡萄灰杭纺大褂，行医也是以中医面目出现的，尤其是到了老年，白头发白胡子，基本就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了,大约也是因年纪做不了手术，知道他西医专家身份的人反而不多了。我父亲说，彭玉堂曾经留学德国，专攻脑外科，在美国拿的文凭，回国后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脑外科当主刀大夫，平日穿银灰西服，说流利外语，见了中国人也不说中国话，派头大了，那时候“协和”的大夫护士都这德行，以说外国话为摩登，为学问。我的六姐也是这样，一个助产士罢了，跟我的母亲说话也是en.rage/ hum.drum，成心让人听不懂。北平沦陷，“协和”被日本人接管以后，彭玉堂弃职回家，穿起长衫，改操中医，并且再不说洋话。偶有知道彭玉堂外科手艺的，通过别的医院请过去做手术，费用是相当高的，是要以金条论价的。我们都知道，彭家向来不缺钱，彭玉堂是个阔大夫。

我没见过穿西装，说洋文的彭玉堂，终归是遗憾，听我的哥哥们说，年轻时的彭玉堂相貌堂堂，风流倜傥，追他的女人一火车也拉不完。老年的彭玉堂和我的关系最好，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他一反拿捏劲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灵动，拿他的拐棍敲树上的青枣，教笼子里的八哥说山西脏话，拿他的手揪我的鼻子，谓之“拉骆驼”。“拉骆驼”是老北京人逗小姑娘的一种常见举动，听说慈禧在家当女孩时，到附近油盐店打醋每每要被掌柜的“拉骆驼”，拉过骆驼之后才会把东西给她。后来慈禧当了皇太后，掌了权，油盐店掌柜的吓得举家迁走，更名改姓了。彭玉堂拉我的骆驼，我并不反感，他那双手细而长，软软的，有股好闻的中药味儿。彭玉堂一边“拉骆驼”一边让我喊他“舅舅”，我大声地喊，他脆脆地应，一声声，在后园子里此起彼落，彼此都很高兴。当然不是白喊，他送过我一个他的小老婆喜春绣的香包，里面的香料是他自己配的，奇香无比，我跑到哪儿就把香味带到哪儿，后来我把香包系在了小狗阿莉的脖子上。有一个时期，我是香气喷喷的，我们家的狗也是香气喷喷的。彭玉堂还送过我一打德国“施德楼”牌铅笔，黄杆上面烫着金字和一只抬着脑袋的小公鸡。铅笔的铅很柔韧，木质也细腻，很好使，每逢考试，我都用彭玉堂送的铅笔，所以回回考得都是班上前十几名，我把这成绩归功于铅笔，换了铅笔，往往就不及格，大起大落的，让家里人匪夷所思，其实只有我明白，工具的好坏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彭玉堂还救过我一命。

彭玉堂的小儿子彭佟麟是我的同班同学，学习极差，上二年级了还算不清左脚的脚趾头加上右手的手指头一共是几个指头。语文课上，彭佟麟读课文从来没连成过句子，语文老师说彭佟麟是“朽木之材，属于高衙内、薛蟠之流，没出息极了”。但是“没出息极了”的彭佟麟外语说得好，那是家传，在家里他和他爸爸是用洋文说话的，因为他的生母是个深眼窝蓝眼睛的德国人。彭佟麟长得像他爸爸，黄皮肤，细眼睛，唇红齿白，像是杨柳青年画上抱鱼的胖小子。用彭玉堂的话说，他这儿子虽是洋人产的，却是地道中华老种，一点儿没串秧儿。